政务信用该怎样纳入“信用规定”？

　　近期，广州市法制办公布了2018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并公开征求意见，36项计划中有9项政府规章拟在明年出台。其中，《广州市社会信用规定》等两份规章将是广州市法制办来年重点推进的项目。据悉，该规定是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提高社会信用水平以及增强诚信意识而制定的。
　　细数起来，商业场景中，信用等同于财富的直观例子并不少见：支付宝与优拜等数家共享单车企业合作，芝麻信用超过一定数值就可以免缴押金即是一例。该如何发挥和撬动信用的更大作用，使其突破单纯的商业场景，走向更多更大的生活场景？这无疑是拟于明年年内制定的《广州市社会信用规定》意旨所在。就此而言，我们理当对《广州市社会信用规定》的拟制抱以乐观期待。
　　不妨猜测一下，《广州市社会信用规定》将包括哪些内容？从官方的表态来看，大体包括公共信用信息、市场信用信息。后者自不待言，至于前者，我的理解是有点类似于政务公开，比如“三公”经费支出等。不过，这似乎更多地与透明政府有关，而且只能说是信息，与信用还隔着不短的一段距离。
　　社会信用方面的立法，各地并不缺实践。以上海为例，当地于2017年6月通过了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并于今年10月实施。通览全文，其主要内容在于对市场主体，对公民个人的征信以及激励与处罚，这固然没有问题，但总感觉缺少突破与新意。窃以为，广州社会信用规定要想别具一格，则有必要在政务信用采集及使用方面有所建树。
　　具体来看，政务信用不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承诺的事项。这方面，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各地每年例牌的年度为民十大实事。对这些重头戏，政府部门都抓得很紧，也很重视，一般来说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都能如期达成。这里面的原因，除了资源力量的集中投入，更重要的是入选项目本身较容易达成目标，以此为样本的信用记录也就很好看。而政务信用的采集，显然不能样本太少，而是必须大范围扩容，扩大到所有政府部门的所有职能履责情况，这样才够全面和客观。
　　至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该是负面记录。在这方面，湖南和上海的做法或许可以提供一点启发。首先，湖南省住建厅出台了《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打招呼”登记报告制度》，自今年12月1日起施行。此举在于有效预防党员领导干部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插手、干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确保工程项目依法依规建设。其次，浦东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多了一个名叫“大家来找茬”专窗，综合解答各类办事咨询的同时，还专门应对办事人的各种“找茬”。这样一个“无差异窗口”，通过让办事群众找问题、提建议、谋策略，进一步提升了政府办事效能，让行政办事再也不怕找不着门路。两地做法虽不是直接的负面行为纳入信用采集，但不失为一种思路，这就是负面行为应该成为信用的减分项，把政府部门人格化，进而在此基础上正反两面考察信用，才是完整和立体的。

参考意见簿，有投诉处理不当的，留案底。或者参考驾照的12分制度，扣完了奖金没了，职务信誉没了，就重新考公务员，各个职位都一样。主要是收入和工作成正比。现在都电子办公，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