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同样都是被打开国门，日本发展得快？为什么日本从幕府变成了帝国，中国从帝国走向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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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一下，并没有同时打开国门，清朝是在1840年第一次中英战争之后“打开国门”。而日本处于相似的境况则是在1853年的黑船事件，鸦片战争使得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东亚，而日本开国可以说是这一事件的结果之一。而日本方面对于美国人的态度，也是与清朝在战争前后的境遇有关。（天皇不同意与蛮夷接触，但幕府方面害怕重蹈清朝的覆辙）……
相关问题：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
纠正一下，并没有同时打开国门，清朝是在1840年第一次中英战争之后“打开国门”。而日本处于相似的境况则是在1853年的黑船事件，鸦片战争使得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东亚，而日本开国可以说是这一事件的结果之一。而日本方面对于美国人的态度，也是与清朝在战争前后的境遇有关。（天皇不同意与蛮夷接触，但幕府方面害怕重蹈清朝的覆辙）……
相关问题：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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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角度说：一个是为什么日本转型快，另一个是为什么中国转型慢。
日本转型快，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学习A转向学习B是很容易的。这里面没有一个心态转换的问题。日本已经习惯了大举借鉴外国制度、文化的政治模式，对此并没有多少抗拒。
第二，船小好掉头。说白了就是，日本本身力量并不大，内部势力纠葛相对简单。这不像大国内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而且实力都不弱。日本的政治力量相互妥协，并推动根本性的变革，也就相对简单。比方说倒幕运动中几个强藩，一开始有的主张保持幕府，有的主张推翻幕府，但其目标其实都是要改革。这几个力量在彼此斗争中很快就联合起来，成功推翻了幕府。如果中国的形势这么（相对）简单，也轮不到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太平天国或者曾国藩恐怕都已经把清廷扫进坟墓了。
第三，日本当时适逢德川幕府衰微，形成了中央弱而地方强的不稳定格局。强大的地方势力，又基本都是依靠着海上贸易的。他们的流动资金比幕府宽裕，同时也有经济上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无论这种改革是用“尊皇攘夷”来完成，还是名义上拥护幕府的“公武合体”来实现）。因此在日本需要大规模改革的时候，恰恰也是其政治不稳定的时期；最强有力的政治势力，恰恰是在对外贸易中赚得最多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对外界最为了解的）。这两个要素合并到一起，就促成了倒幕运动以及之后的大规模改革。
那么反过来说，中国转型慢，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从来都是本地文化的主导者。从来没有过大规模学习外国的经历。这个心态的转变，需要一段时间。实际上中国这个心态的变化花费了至少60-70年时间。这就是三代人的时间差。因此，中国在学习欧美方面自然有劣势。
第二，中国当时的统治者是异族。有的事情，本族统治者可做，而异族不可做。这是因为异族统治者天然会受到汉族的怀疑。因此满清一代，总是（至少在表面上）极度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也是为了减少汉族民众对其统治的质疑。这导致了，满清在面临文化激变的过程中会比汉族统治者更加保守，更不愿意改变。
第三，很多巨大的政治转变不是说主政者忽然开窍了，把事情改变了。而是说，反对派把主政者推翻了。然后反对派开始执行新的做法。原有的主政者未必不愿意进行相关的改变，但是一个政体的过度成熟会导致内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任何大的改革都举步维艰。日本幕府倒掉了，因此得以全面转变。而满清几十年在台上，自然无助于激进改革。中国是个大国，要撼动整个政局，是非常困难的。一次巨大的起义，也未必能改变什么。清廷到1900年代中期才开始正经改革，比日本已经晚了40来年。而拖到1912年满清才算彻底倒掉，很多重大的改革这才逐渐推广开。
第四，中国是个大陆国家，而不是海洋国家，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力量在社会中占的比例太小，不足以像日本那样达到能够立刻改变整个政局的水平。因此，在满清时代，主导性的力量未必对世界有充分的了解，改革的方向自然也很难找准。
匿名用户 白米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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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面积的广阔和地域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使中国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民族矛盾一直存在。满清贵族对汉族的防范和汉族对满清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自始至终从未消失。镇压太平天国后汉族地方势力的崛起对满清贵族统治也形成了挑战。内生的、长期延续发展的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惯性，文化认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族认同。
清王朝内部的民族矛盾，政治紧张，经济的自给自足和文化惯性决定了其难以适应西方文明的挑战，难以作出改变，即使作出改变也三心二意。对于统治者来说，攘外必先安内，一切施政在于维护自身统治，因此才有刚毅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才有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辛亥革命虽然革了清王朝的命，但清王朝彼时本就徒具其表，其灭亡反而打破了脆落的政治平衡，形成了权力真空，政治处于混乱之中，谈何发展。
－－－－－－－－－－－－以下为看了回复后的一些补充－－－－－－
首先感谢评论中几位的肯定。历史是复杂的，存在不同角度的解读，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但在知乎这样的网站讨论历史问题，最好还是严肃平和。作为非专业人士发表看法，可以粗疏简陋，但不要戏谑不恭。特别是近代史，与当今人、当今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避免预设立场、简单臧否和情绪宣泄，才是有意义的讨论。
对上面几位提到的几个观点，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大家探讨。
一是关于朝鲜。的确，朝鲜国土面积亦小，但其与大陆接壤，因此，与日本不同，长期以来，朝鲜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近代以来，朝鲜夹在中、日、俄之间，生存尚仰人鼻息，根本不具备革新的条件。此外，日本虽然借鉴了汉文化，但孤悬海外，其实内化形成了自己的特性。而朝鲜受汉文化的影响之深，远胜日本，另起炉灶的阻力必然更大。
二是小国认干爹，发展快。这实际上已经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小国易于崛起的条件，但绝非必然。外因发挥作用，必依赖与内因。其实国无论大小，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外部制约遏制都是必然存在的。过于强调外因而忽视内因，不免自我开脱之嫌。20世纪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竞争掩盖了许多内在的，本质性的问题，应切忌简单的归因于此。
三是甲午海战。甲午战争起于对朝鲜控制权的争夺，终于日本占领台湾，起于陆战，终于陆战，本就不仅仅是一场海战。黄海海战成为这场战争的象征，是因为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彻底覆亡的悲剧性。从整个战争的角度来说，军政体制混乱，战略理念、战术素养、后勤保障全面落后的清朝军队必败无疑。即使是海战，北洋水师虽然在战舰总吨位上处于优势，但巡航速度和火炮发射速度则处劣势，远海作战几无胜算。黄海海战失利后，北洋水师主力尚存，退避威海卫，希冀通过陆防、海防、舰队联合作战自保。但怎奈日军沿陆路长驱直入，保卫舰队的防军大多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威海卫迅速失陷，北洋舰队被困于自家军港，从而彻底覆亡。北洋舰队和晚清一样，本就大而无当，徒具其表，其近代化的外衣下，掩盖的是整个国家腐朽没落的机体。外强中干，战败几乎必然，战胜才是偶然。 在此，推荐一下宗泽亚的《清日战争》，此书胜在史料丰富，可以帮助我们透过表象，深入思考这场战争。
即使甲午战争清朝战胜（虽然我认为几乎没有可能）。我认为也只会延阻日本的崛起，并不代表中国会迅速近现代化并崛起。阻止中国进入近现代化的内因不会因为一场战争改变。中国内部的矛盾甚至可能会因为战胜而加速激化。晚清，满清贵族已彻底腐朽，政权维系靠的是威权惯性，以及与崛起的汉族地方势力妥协维持平衡。甲午战争，主要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战败固然很痛，战胜朝廷未必不如芒在背，一系列的内部斗争和政治洗牌在所难免。
1876年，日本驻清国公使森有礼赴任时与李鸿章有过一次谈话。李鸿章对日本模仿欧洲风俗穿欧式服装提出质疑。
森有礼在应对中说到：清朝开国最初推行的服装式样，喜欢的人也许并不多。
李鸿章：此乃我国的变革，但绝不掺入西洋的风俗。
森有礼：虽谓之变革，然贵国的变革却是强迫的变革，贵国人民不是经过一段苦痛的忌嫌期吗？
李鸿章：此乃我等为勤皇笃志的结果……请问阁下你对亚洲和欧洲的交际，将来的发展有何高见？
李鸿章急转话题。此时清朝统治已逾两百年，一些事尚属敏感词，以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避之惟恐不及，中国内部之紧张可见一斑。
白米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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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看来，中国早于日本接触西方。中国于1842年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日本1854年国门为佩里所打开。之后，大家看到的是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不断抗拒，而日本则很快发生了倒幕运动，随后便进行了明治维新。而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先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行洋务运动，实行器物层面的变革，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洋务运动破产后，才勉为其难的进行戊戌变法，结果很快就失败了。再后来受了八国联军的攻打后，才在1901年进行有限的新政。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可出版后一直不受国人待见。此书传到了日本却极受欢迎，几年间书价上涨了三倍。据学者统计，江南制造总局三十年间所翻译的著作发行约1.5万部，而日本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于1866年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卖出25万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 ... shtml）由此看来中国人之保守守旧比之日本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中国先进时，日本学中国，西方先进时日本学西方，日本之善于学习差不多成了中国人的固定印象。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提到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是“短小精悍，长于模仿，勇于进取”。中国人对日本的另一印象便是日本人的勤奋、纪律、守秩序。这表现在日本政府的廉洁高效、军队的纪律与素质、企业员工的勤勉工作。
同为落后的封建国家，日本能够崛起而中国不能。似乎这就是中日之大不同的原因。
传统学界的看法
未能找到足够的资料，这里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下卷》为例。对于近代中日变革成败的原因，作者进行了对比，例举了以下理由。1.日本土地制度禁止买卖，不如中国的地主制有弹性。2.中国的中央集权强于日本，所以较易镇压反叛。3.日本除幕府将军外，还有天皇这一权力中心，而中国只有皇帝。中国皇帝的统治地位较幕府将军稳固。4.日本的门阀制于世袭制不如中国的科举制有弹性。5.清王朝太腐败6.日本的传统文化负担没有中国重7.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8.日本有一支新生的革新势力9.日本所受到的侵略小于中国。
专家学者的观点比之大众的看法要平实许多，少了情绪化。尤其是第7点与一般大众的看法相反。对于以上所列理由，我认同其中的第2、3、5、7条，反对其他几条理由。其中第2条、第3条可以归结为日本的集权专制不如中国，第5条则是集权专制的结果。第7条该如何解释呢？同为落后地区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当然，总体自然环境来说，中国的北部、西部自然条件差，比不上日本。但我认为即使是在自然条件好于日本的江南地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低于日本。日本此时社会经济的相对发达不是偶然的，正是其分权式的封建制度的必然结果，犹如西方的市民阶层诞生于中世纪一样。至于8条是果不是因，是日本分权的社会结构与新兴的商人、豪农发展壮大的结果。
其中第1条与第4条是从旧制度的刚性来论证的，此种观点在中国史学界广为流传。厉以宁的《资本主义的起源》先是列了一大堆的经济史史料，然后用西欧制度的刚性、中国制度的弹性来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起源，这不是他的原创。这个理由貌似有理，实则本末倒置。世界历史上属于刚性旧制度的国家不是只有西欧、日本，阿拉伯国家、奥斯曼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也是，资本主义怎么就不从他们那里起源呢？制度缺乏弹性，毫无疑问是会阻碍一个社会的发展的。而旧制度的弹性为什么能够支撑旧制度，其原因在于有弹性的旧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容纳力，其情况犹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6条的所谓传统文化云云，中国与日本统治意识形态都是理学，文化传统既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包袱，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就看你怎么利用了。第9条则不值一驳。日本身处大海，更易遭受资本主义帝国势力的入侵，可日本所受侵略小于中国且很快就反过来侵略中国，这是日本自强的结果。而日本能够自强，佩里的入侵是一个刺激。中国若不是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后来的中日战争可能败得更惨。如不是得益于洋务运动与商业开放，清政府甚至有可能在太平天国中就倒下了。如此看来，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未必全是坏事。
中国近代应对西方的缓慢
中国近代的遭遇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对于近代清朝面对西方时的反应、面对外敌入侵时的抵抗，闻者莫不痛心疾首。清王朝太腐败无能了，太愚昧了。我读近代史的一大感受就是清政府的动作迟缓，一件简单的事情迟迟不能够解决。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失败时，一个不能忽略的大背景是—清政府经过近两百多年的统治，已经到了一个传统王朝的衰亡期。嘉庆时的清王朝，腐败无孔不入，蔓延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军事废弛，许多炮台还用明朝的火炮，军事力量比之康熙时期大大下降，90余万军队几乎没有能够打仗的；经济萧条，据学者研究，清末时的农业生产率比明代还低；人口过剩，流民横行。清政府的行政效能也极为低下了，地方欺骗中央、中央压迫地方，官僚结党营私、鱼肉百姓，暗税激增。思想界了无生趣。末世之态已经显露出来。对此，龚自珍、陶澍等有责任感的士大夫已经意识到了危机，知道清朝政局每况愈下，以至不可收拾。对外交涉的失败，清政府的衰朽比其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要付更多的责任。
假设中国在康熙时期就遇到了鸦片战争，又或者此时的中国政府如唐宋那样开放而又有行动力，那中国的境遇是不是会有根本的改观呢？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就能与日本一样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中日两国来说，能否顺利转型，关键在于其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程度。设若中国不闭关锁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文化。毫无疑问，这些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会有很大助益。但中国的根本状况却难以改变—中国仍然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阶层居于社会统治地位。像日本三井、鸿池、小野、住友这样连幕府将军都要依赖他们的特权商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缺乏地方自治的政府，在官僚机构的自我扩张的趋势下，农民、商人的税收压力越来越重，且其私有财产难以得到保护。工业资本也就难以积累。庞大的贫穷人口，每当天灾人祸，流民汇集，大规模的起义就难以避免。
更像西方的日本
日本虽是一个民族高度单一的国家，但岛国面积不大却山岭密集，只在海边有少量平原，同时又孤悬海外，不易遭受外敌入侵。日本虽孤悬海外，但朝鲜海峡较窄，易通过朝鲜半岛与大陆交流。这些特点使得日本难以形成中央集权的帝国，同时人民又有较高的国家认同，日本既能学习大陆的先进文明，同时又不会被其所征服。
1.封建制度的形成
5世纪，日本处于部落王国割据时代，后来形成了统一的大和国。但其统治还很薄弱。到其七世纪时，日本经济发展很快，部民组织开始解体，大和国统治出现危机。此时法制完备中央集权的隋唐帝国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日本开始效法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经过两次政变，日本进行了两次改革，建立起了律令制国家。改革后的日本实行土地国有和授田法，同时赐予贵族官僚私有土地。此时日本虽建立了律令制国家，但贵族阶层还保存完好，又没有实行察举制、科举制，不存在作为官僚后备的士大夫阶层，其中央集权的程度远不能与中国比。律令制国家建立不久就开始动摇。为发展经济，日本政府鼓励垦荒，随着荒地的开垦，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政府也在743年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各权贵势力积极垦荒，到8世纪末，各种私领庄园开始建立起来。皇族，中央贵族和大寺社拥有“不输、不入”（不纳税，不受地方官管辖）的特权。后来普通领主为了获得此等特权，将自己的庄园寄进给特权庄园。到10世纪，寄进系庄园普遍发展起来。
庄园最初以私垦地建立，到后来，领主纷纷分割公领地建立庄园，形成庄园公领制。为了抑制国有土地被侵占，朝廷实行知行国制，将某国（行政单位，相当于县）的支配权授予皇族、公卿或寺社。此做法无异于分封，很快知行国主变为世袭。庄园发展后，政府权力衰微，地方秩序混乱。为了保护庄园，庄园主组建自己的私人武装—武士。武士势力由此迅速增长，成为与西方骑士相类似的阶层。于是在日本形成了与同期西欧采邑制类似的封建庄园制度。武士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力量强大的武士集团，武士集团势力向中央发展，进而控制天皇，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幕府政权。
2.战国时期的发展
幕府制下，幕府将军是实际的统治者，武士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与西欧的封君封臣制类似。相较而言，日本武士的权利地位比西欧的封臣要低。
1336年—1573年是室町幕府时期。室町时期，将军权力虚弱，各守护大名不断扩张势力，形成独立的地方诸侯。整个室町时期，战乱频仍，中小领主破产，农民从庄园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经营的小农。日本庄园的解体与西方差不多处于同一时期，但日本农民的独立性不如西欧的自耕农，他们仍需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1467年因将军继嗣问题，日本爆发内战，史称“应仁之乱”，日本从此进入了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幕府统治瘫痪，大名完全自主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得与西欧极其相像。
行会、自由市、乡村自治、农民起义最能体现日本与西欧的相似。最初，日本的手工业者、工商业者组成自治的行会“座”。“座”与中世纪西欧的基尔特相似，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拥有专营某一行业以及免税的特权。后来大名为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废除行会特权，免除工商税收、免除关税，鼓励自由经营。日本的自由市是通过抗争取得自治地位。自由市由民主选举的议会（会合众）进行管理，并且自由市拥有自己的法庭与雇佣军。日本的村社向来是自治的。战国时代，出现了“惣”和“惣村”的组织，有时“惣”发展为几个村乃至全郡的联合组织。如此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使得农民拥有反击大名压迫的力量，因此日本农民的维权起义很成功。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农民起义与中国大不相同而与西欧很相像。中国的农民起义实际上是流民起义，目的是夺取政权。而日本农民起义多是维权行为，成功了也不占山为王。1485年，山城国人民起义，迫使大名放弃统治权。山城国人民选出议会进行统治。这可以说是亚洲最早的共和政体，虽然只维持了8年。
3.江户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日本的市民力量与商人力量虽大，但却不能向西欧那样与国王进行结盟打击贵族（大名、武士）。而且，日本的武士集团没能像西欧的土地贵族那样转化为工商业经营者。在战国后期，各大名强化统治，一度非常兴盛的自由市衰落了，为大名控制的城下町所取代。十六世纪末，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建立起了以武士为基础的中央政府，以大名家属为人质的办法控制了政治权力，通过检地控制财政。后来的德川家康继承了丰臣秀吉的政策，建立起了比较健全的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江户幕府的集权统治虽然比较有效，但幕府的直辖领地只有全国的四分之一，其余由“藩国”统治。这时幕府虽集权，但集权有限，也不为市民工商业阶层服务，而是为武士服务。这与同期西方社会的演化正好相反。西欧此时国王与市民的权力一同扩大，中央集权开始发展，贵族势力与封建割据开始消亡。
集权的幕府把人民划为四等—“士、农、工、商”，武士（士）居于统治地位，农、工、商阶层的法律地位依次降低。另外，幕府和各藩在思想上推行理学，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经济政策上，幕府禁止土地买卖，强迫农民种植水稻。最后，江户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一切都将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商业势力给扼杀了。但是，由于毕竟没有建立起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能获取实物地租（主要是禄米，由将军发放）的武士很快陷入了贫困。同时，大商人的势力却发展起来，出现了三井这样的特权商人。
幕藩体制下的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压榨远不如中国，外加长期的和平环境与农业技术的积累，此时日本农业发展很快。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到18世纪末，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家作为资本主义萌芽象征的手工业工场在日本各地已普遍开花。农村中有所积累的农民兼营手工业，慢慢转化为工商业者。由于没有活跃的海外贸易，日本的资产阶级主要来源于农村，在农村活动。农村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在日本被称为“豪农豪商”，显然他们已经相当的政治经济实力。此时日本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中国江南地区。如果说中国明清时期的资产阶级一直处于萌芽状态，那么此时日本已经出现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的资产阶级。
前面说到过武士的贫困化。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不少武士已经从事商业经营或者与商人联姻。还有一部分武士弃武从文，改行教师、医生，其中一些人向兰学家学习，了解到西方思想。
正是在上述条件下，外加外部的刺激，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
结语
论及中日，人们总是喜欢谈其如何相似，说是同属儒家文明圈。可是，日本自有其自己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社会结构一直以来是类似西欧的封建社会而与中国大一统的官僚政治相异。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看到明治维新的日本到处在反封建（建立现代中央集权国家），于是以日为师，认为中国要强大，也必须要要反封建才行，将传统中国各种不好的现象统统冠以封建之名—“建意识、封建专制、封建地主、封建迷信、封建军阀、封建官僚、封建帝王、封建礼教、封建糟粕”。到后来，以至于大家几乎将封建当成落后的代名词了。
然而在世界历史上，现代文明正是从封建社会中诞生的。日本之所以能够面临西方入侵时崛起，正是由于其社会结构与西欧的相似。日本的发展程度也是与其与西欧的相似度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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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话补充一点证据，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达到了欧美水准，也超过了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欧洲国家一大截，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比这些欧洲国家都要更像英、德。
匿名用户 白米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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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高晓松解释“日本国运上升、中国国运下降”，我觉得更是马后炮而且更扯。。。
看到有几楼已经很受欢迎，也说了不少中肯的话，本人决定从另一个方向解释这个问题：贸易
有个现象很有趣：大都市大多是交通要道，但不同的是，古代大都市大多是陆地要道，近现代大都市大多是海港。
比如北京，现在北京雾霾可谓世界第一，但究其原因，与地理上三面环山有关。古代不存在雾霾问题，反而要堤防外敌入侵，于是各国选都第一要义是要易守难攻。北京如此、京都（三面环山）、罗马（七丘之城）、巴格达、墨西哥城这些古都都有类似特征。但大航海时代发展起来的国家，比如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葡萄牙（里斯本）、美国（华盛顿、纽约、费城离海都不远），其首都选址基本都在海边，而且一般来说，海岸城市发展速度比内陆城市高出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其原因就在于大航海时代带来的贸易资源。
日本列岛狭长，全国没有一个地方距离海边超过200公里，天然良港众多，早在日本战国时代，日本就是欧洲各国远东最终目标，据说不少船队来了中国还要再去一次日本才返程。虽然日本在江户时代锁国200年，但幕末大门一开，日本海运优势重新建立起来，日本著名财阀三菱，早期就是靠了西南战役时代（1877）海运业发展了起来。
不知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门由英国打开，而日本大门却由美国打开呢？
对英国而言，中国是巨大市场，是商品终端。但对美国而言，中国也是巨大终端，为什么他们不来中国，反而要去日本呢？原因在于，英国在远东早已有一个庞大的东印度公司，而美国却刚刚拿下加利福尼亚，在整个太平洋还是一无所有，若想打通中美贸易圈，必须借助日本做中转站。
事实也与此类似，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立刻着手修建横跨东西铁路、购买阿拉斯加、拿下中途岛，到了19世纪末期，又接连拿下夏威夷、菲律宾，其目的便是将太平洋变成美国一个大湖，这盘棋不可谓不大。（现在太平洋基本就是美国内湖了。。。）在19-20世纪交替期，中美两个大国一个是新型工业大国，一个是消费大国，中间必须要有一个做贸易的地方，而日本基本就处于这个中间地带。
而且本人有个感觉，中国太大太有魅力，在远东可谓独一无二，所以谁都想占住这块地方。日本对欧洲列强算是远东最东边，还是个小岛国，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大量驻军反而要特别成立军队，费时费力，故而投入精力不会太大；至于美国，日本对他们是中转站，有很大用处，疼还疼不过来。所以一直以来，列强对日本的态度一直没有对中国那么强硬。记得有一条是“内河航运权”，中国是让列强夺了个干净，但日本却一直保有。
不信？可以翻看条文，会发现有些很有趣的事情。
1854年《日英友好条约》第4条规定：英国舰队进入日本港口，要遵守日本法律。如果指挥官违反日本法律，那么港口可以对英国舰队关闭；如果船员违反法律，必须要受处罚。
1855年《日俄友好条约》签订，其中规定日本给予俄国片面最惠国待遇，但3年后却变成了双方最惠国待遇；
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安政5国条约一部分）第2条规定：当日本与欧洲国家出现冲突，美国负责调停（日俄战争最终调停就与此有关）
维基有一条把安政5国条约与同一时期的天津条约做了对比，基本是汉字，大家都可以看懂：
大体而言，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与西方管制不严厉甚至有些鼓动情绪很有关系，至于中国太大太招人喜欢，于是很多国家都限制中国太死，反而导致中国不容易成功。
大致如此吧。
白米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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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一下,日本近代超越中国的原因,在于17,18世纪日本社会具有中国不具备的优势,主要就是城市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有多少人知道19世纪初日本识字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高于法国,而当时中国90%以上的文盲?
又有多少人知道江户时期的东京(江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已经具有了相当发达的城市文化?很多人应该听说过浮世汇,其实浮世汇背后是当时日本的浮世文化,浮世的意思的是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市民汇聚在江户的闹市中,使人产生浮游尘世之感,其实反映了当时日本的城市文明和商人阶层的兴旺.这种现象的产生跟日本的城-町二元结构有关,利于打破小农经济使人口向城市聚集,进而产生市民阶层文化,也就是日本所谓的町人文化.具体大家可以去了解下江户时代的剧院和公共澡堂的发达程度.现在西方讲日本,江户时代的城市化现象是一个重点,可惜国人一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还是知之甚少.
高度的城市化利于市民阶层的形成,教育的普及,以及商业文明的发展.有多少人知道日本在战国时代末期已经出现原始的海商保险?又有多少人知道日本江户时期就产生了[米市],而现在股票交易所用的[K线图]和[期货]都是江户的米市商人发明的?很多人只了解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和儒家意识形态接近同时期的中国,但不了解日本社会结构与中国的巨大不同,幕府体制和中华帝国体制的差异.清朝中国到达了小农经济的巅峰,而日本则萌发了初步的商业文明,在城市化程度和教育这两项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上,日本在明治以前就是领先于中国的.
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日本战国时代形成的兰学(西学)传统,到德川锁国以后并没有完全断绝,再加上日本单一民族国家和清朝多民族大帝国的成功(以及形成的负担).在这里还要补充一下上面一些答案提到的,西方势力对两国策略的不同,本质上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地缘政治差异.综合分析,后来的两国国运之变其实是意料之中的,并没有我们一般所认识的那么偶然.
我们想一想,中国近代对于日本的挫败,甲午海战的失利,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我们的战败损失,而恰恰是国人对于中国相对于日本失败的过度解读.从甲午到今天,中国人一遍又一遍的检讨中日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肤浅的相信中国人[懒][不团结][小聪明][不善于学习],而日本就是高大上,又勤奋又有觉悟这种谬论,不了解日本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文明之下的一种次生文化的事实.一味的从所谓[文化]上找答案,从[精神]上找原因,论证日本武士如何比中国士大夫高明,这种思维本质是"文化决定论"和历史维心主义,导致我们对自身传统文化产生不必要的,愚蠢的怀疑和批判,对国情产生一些扭曲的认识,影响是十分恶劣的.同时,很少有人去研究中日两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实际对比.
最后说一下,19世纪的情形在今天依旧一定程度上存在,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和教育相比日本仍然有差距,建国后大力进行扫盲工作,划分城乡二元结构,以农村补贴城市,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迅猛的城市化进程,说明中国的当政者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相信按目前形势发展下去,日本不复为我所忧所惧之日,近可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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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轩亦 喵喵吐槽了“到底快不快”的问题。。。
我就吐槽下“到底打开国门同时与否”的问题。。。（况且“打开国门”不是一个瞬发的魔法，而是一个长期过程，发展的内容也不简单等同于开放吸收外部要素，更重要的是改造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黑船开关是1853年，明治维新是1868年，甲午战争是1895年，日俄战争（此时日本已经初步工业化）是1904年。
对应地，《南京条约》是1842年，《马关条约》是1895年，洋务运动是1860年以后，百日维新是1898年，辛亥革命是1911年，五四运动是1919年，国民大革命是1927年左右。
看似是同一历史时期，但是要注意，日本是小国，而且是非大一统的小国，本土政治军事经济力量面对入侵者的反抗能力很有限（无论是积极反抗还是消极抵制），几乎不需要在“保守”还是“革新”之间做选择题（不开关就挨揍，江户的将军跑都没地方跑，北京的皇帝可以去西安），而且强势的藩阀可以通过短期的战争掌握政权力量，一旦做出明治维新这样的决策，执行过程中无非就是快慢问题，先打倒幕府，再死一个西乡隆盛，旧武士阶级就差不多了。
中国呢？两千年传统的大一统帝国，中央有组织严密决策集中的成熟皇权政治，地方有绵延千年的儒家士大夫集团和配套的宗族体系，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绝对经济力量庞大，入侵者只能蚕食，分割，无法绝对压迫，新的上层建筑也好，技术实践也好，要实施、推广，涉及到的矛盾关系，牵扯到的利益冲突，所必须的启动资源，远远不是一个割据岛国可以比拟的。
另外，仅仅从微观社会结构上来讲，古典中央帝国那种扁平化的庶民-官僚社会，相比较日本国那种等级森严、军政合一的军事封建社会，缺乏一支既掌握充分资源、又具备接受信息能力、同时还能控制武装力量的“革命”骨干力量组织（日本的维新武士阶级），而中央帝国的皇权对地方延伸有限（满清还有个民族问题，不展开），士大夫阶级天然不需要变革现有秩序（要变革的部分在一开始不占主流），接受海外文化的新知识分子一开始不掌握足够力量。（这样的集团，要到国民党的“一大”才初步形成，而到共产党延安整风以后才稳定下来并且开始持续发货作用）
综上，中国更大、更复杂、更缺乏变革力量，几乎不可能以一场明治维新式的运动（我们就把此后若干年的战争、暴动和暗杀也算作明治维新的一部分好了）来完成政治建筑和社会体系的转型，而只可能在反复的试错、回环中逐渐打开发展道路。“中日几乎同时打开国门”即使在形式上存在，打开国门的积极影响的传递效果却不可能等价。
所以现实中的中国，从1840到1911，半个多世纪的古典社会和帝国政权的逐渐崩溃相叠加才导致了形式上的革命，又酝酿了十多年才有1927的国民革命正式开始击碎古典社会的一切组织结构，而这个过程要到1949年才初步完成（到现在远远没有完全完成)。我们就不提1979至今的某些短暂的历史回潮了。
我其实很反对把中国，特别是前现代中国，在经济文化上作为一个集体去考虑，去和别的国家比较。北京和四川是一回事？北方和南方是一回事？十八省和边疆地区是一回事？城市和农村是一回事？平原和山区是一回事？
当你把中国，比方说，和日本或者别的发达国家，就发展程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你是拿东京和北京比？拿上海和大阪比？还是拿你自己的家乡和哪里比？比的对象是数据指标还是主观体验？是整体实力还是局部水平？
要是把中国看做欧洲大陆那样的整体，思考问题会简单很多。当然，我不是在鼓吹国家分裂，而是要正视政治大一统并不能直接导出经济和文化的均匀发展这个事实，既然古典社会都不可能均匀化发展，那么往现代性的转型怎么可能像小国一样在几十年的尺度内获得整体成功呢。
如果你不知道中国有多大，有多丰富，就请坐一趟北京到广州的普通快车，尽量别睡觉，从窗户往外看，不要做别的，就看，然后记住，然后多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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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断断续续一天的时间将所有的答案看了一遍，先感谢以下三位知友的回答：
@胡明亮 先生的答案基本概括了国内学界早先对此问题的一个解释。其实从经济制度入手分析该问题的，国内还有一套丛书可参：2004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依田熹家著作集》。里面有两本书基本为此观点的深入研究。
1、依田熹家：《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卞立强等译，卞立强校，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2004年
2、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卞立强等译，卞立强校，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2004年
@王瀚 先生的答案提到了兰学，一语点明，通过比较日本与中国在学习西方上的差异 ，试图解释中日近代化上的不同。这是一个切入该问题非常好的视角，然至少以不才现在手头中日两学界对兰学的诸多研究，对此观点的结论基本是兰学之于江户时期的日本，大多还只局限于形而下学，即知识及器物的层面，或者说仅仅是处于实学的延长线的位置。（可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中华书局，北京，2011年；或张翔、园田英弘主编：《“封建”・“郡県”再考——東アジア社会体制論の深層》，东京：思文阁出版，2006年。）
于是在 @王瀚先生答案的基础上，另有 @彭博先生的回答，直言中日文官制度的区别。即，中国（清立国至晚清考试制度改革前）的职业文官，通过科举考试及其周边的培养与选拔；而日本（江户幕府）则以武士一辈立国，世袭罔替。国之精英主体为何——这便又是一个解释此问题的极佳角度，在下接下来的浅谈便建立在三位先生的先见上。
其实各位有否注意到，中日两国对“江湖”一词，其理解是截然相反的么？
@彭博 先生注意到了“士”在两国语境下的差异，如果再深入去探讨的话，可以有趣的发现，于我国语境中，知识分子远离政治圈，谓“退隐江湖”，不再过问政事。而在江户日本，因为幕府政治为身份序列结构所定，“知识分子”无法参与政治，譬如作为“兰学者”的林子平真的是因为其“兰学者”的身份而为幕府所处罚么，其罪名是“处世横议”，即越过了自己的身份对朝政指手画脚。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即幕末各藩的云风人物大潮如何浪起？而，在日语语境中，“江湖”与汉语之意相左，演变到近世后期，却与了无法参与幕政知识分子之“公共圈”联系在了一起。（明治时期有一刊物即为《江湖》，与自由民权运动息息相关）。于是，了解哈贝马斯理论的知友们肯定能明白，知识分子“公共圈”的出现，对一个国家的“近代化”有多么密切的联系了吧。（另外，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日两国公与私的概念也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的。）
（请参：三谷博：《黑船来航——对长期危机的预测摸索与美国使节的到来》，张宪生、谢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年；
或东岛诚：《公共圏の歴史的創造——江湖の思想へ》，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0年；
或佐佐木毅等编：《公共哲学第3卷——日本的公与私》，刘雨珍等译，人民出版社，北京，2009年）
那么培养出江户日本后期知识分子“公共圈”的源头又在何方呢？
那大约就是1792年，宽政朝老中松平定信的“学问吟味”及“宽政异学之禁”的改革了。而这一次改革，前者“学问吟味”便仿效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以朱子学为基本内容，针对幕臣（中下级武士的）的学问考试，通过该考试来选拔优秀人才。并设立国家最高学问机构“昌平簧”（东大前身）统一教学。虽然该政策仅限于首都，但各藩纷纷起而效仿。另外，江户幕府虽规定文教以朱子学一家为尊，却没有积极干预地方上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活动，使得地方在选定教材及教师人选时颇为自由。
（“学问吟味”出题书目一览，宽政6（1794）年至天保9（1838）年。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名古屋，2007年，P.124）
这一政策直到明治建国才中断，并使得晚期的江户幕府出现了以下几个趋势的变动：
1、外交机构和人员方面，大量的以昌平簧为核心的儒学者参与了外交事务的咨询、实施机构。而以往则是古代的留学官僚、中世的禅僧、近世的幕府直属官僚。儒者之于江户日本不再只是学问的研究者，而是真正意义上进入了幕政的咨询与实施活动中。
2、各地藩校、私塾的兴起，陪臣（地方武士）们得以获得更多集中授课的机会，并伴随幕府后期部分藩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些受过儒学教育的陪臣纷纷参与到各地地方政治中，更有陪臣被招入幕府中央机构任职。如一关藩藩士大槻玄泽破格被招入天文台，作对洋文书籍的翻译工作。
3、作为启蒙教育的寺子屋，教师的身份也从原来的村医、僧侣大量的变化为各地受过教育的下级武士。这里不谈受过教育程度是否能够达到入阁拜相的程度，但至少打下了非常牢固的汉文基础，江户末期的高识字率也与此莫不有关。
故，作为新知识分子出现（儒学化）的下级武士，在原有的社会序列逐步松动的情况下，成为社会的一股新力量，且主力多为远离首都政治舞台的地方武士。而这些武士通过集会式的学习，引经据典，继而结合实际议论政治，在江户末期，俨然成为风气。（譬如对“尊王”、“天下”、“封建”等概念的重新认识）而这正是拜了幕府在江户中晚期努力重新融入儒家文化圈，向西土清帝国学习之赐。
儒者西山拙斋（1735-1798）曾言：自宋季元初，历明迨清，五百有余岁于今，虽geming（应审核的原因无法直接打出，请见谅）迭兴，学政画一，无复异论焉。明叔世间有立异者，亦唯私议草野，未有公言于庙堂之上。非唯汉土为然，即朝鲜琉球诸蕃，苟从事于斯者，亦皆率由不愆。（《與赤松滄州論学書》，《日本思想大系》第47卷《近世后期儒家集》，东京，岩波书店，1972年，P.325）由此可见，清王朝在近世的长期稳定的统治及与周边各国的互动，使得日本对大陆的文化传统及承续，对东亚儒学文化的共同认同得到了进步一的确认。日本学者小岛康敬对此另有卓见：
（小岛康敬：《儒学の社会化——政治改革と徂徠以後の儒学》，赖期一编：《日本の近世》13《儒学・国学・洋学》，P.174）
所以，再回到本题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其实两国如此不同，当然不可能也无法一样。然历史学非自然科学，不是非要划一条横线，以线上答案上为是，线下为否。所有历史研究者的努力，皆是尽量不以偏颇（却又无可奈何受条件所限）地描述一段史实，将所有可能的答案设为相关，尽数全收。在下学识粗浅，在此地也仅仅一提，江户日本在53年佩里来航之前，其社会所出现的一个阶层流动的新趋势。此趋势在清帝国有没有，本人不是中国史的学生无法作答，但凭些许记忆，应没有同样对应之物，至少清帝国还留有科举制度直至20世纪初。而1792年的日本，却一改“武力威慑”，变“文教立国”，仿效中国，小范围推举“学问吟味”，并伴随各地的儒学热，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公共圈”，虽然无法妄然为其与哈氏之理论勾稽一二，却也期望以此解，供诸位佐参，并待方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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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先生之言，时至今日，愈加发人深省。
李飞 白米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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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提到一个历史事实，就是中国广袤的领土为小农自然经济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而日本总是在历史上因为土地分配问题而出了大事(廉仓幕府倒台与反蒙作战利益分配不公，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与统一后功臣土地不够分的关系)，同样中国也存在土地问题，比如王朝末年土地兼并等等，不过日本这个矛盾可比大陆严重多，在16世纪的时候日本就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日本这个顺风顺水的地方制造了如此之多的人口和这些人口之上如此之多农村武士阶级(丰臣秀吉这种发迹前的炮灰都是武士么)。那么土地不够分，粮食又够吃，结果就是不管平民还是破落武士，大量无地人口涌入市镇，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而特别是战国期间，像一向宗这种脱离封建组织的武装建立的地盘就有相当的商人参加，而地方上日本商人也是不断寻求政治权利介入日本大名的政治(和欧洲威尼斯那些商人一样，日本商人也依靠钱开始干预着政治)。
后来德川幕府时期就更不得了，天下和平下来以后就是日本各路商品的增加和消费。这个时期出现了大坂，京都等地帮忙武士俸禄大米结算成货币的大商人，而且在这个期间日本稻米价格一路跌的滥价而其他商品价格也是涨的一塌糊涂，最终结果是这些做货币结算的大商人靠帮武士买卖和借债给武士，不仅获得了华族的身份还垄断了经济，而这些大商人的发展到现在就是大家熟知的三井，住友之类(反过来中国有过吗？)
所以这些商人发展起来，武士土地上收上来的稻米值不了几个破钱，那日本封建制度被更加强大的欧洲商人踹一脚后就彻底崩塌，而起来的就是这些本来就算武士或者贵族里一员的日本商人阶级，仔细看历史就看的出来，比如萨摩蕃早年出兵琉球，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所以在实际控制下却保留他向中国称臣的活动。
如果不注意到日本16世纪以来商人阶级的崛起，怕是很难解释日本为何会如此之快模仿西方建立起一个准西方工业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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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幕战争根本来说，是英国支持倒幕派，法国支持幕府，两个国家利用日本的两个木偶斗法而已，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一样，英国赢了，倒幕派上位，英国与日本的关系空前升温。
两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朝实际成为了英国的提款机和傀儡政府，英国也借此机会确定了在远东地区的霸权地位。
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在西方的扩张被扼制，退而求其次准备在远东扩张，推出黄色俄罗斯计划，希望控制长城以北所有土地，并且挟持日本朝鲜，称霸太平洋。
这种情况是英国人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英俄两国在西方怼完，又在东方开怼。俄国在1860年逼迫清朝签订北京条约以后，获得了乌苏里江北部全部领土，和日本隔海相望，此时英国也在谋划准备登录日本，并且勘测了对马岛。
双方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俄国在1891年修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这铁路被日本农商务大臣大石正已成为“席卷日清韩，并把英国赶出太平洋之武器”。英国在此情况下无力在远东和俄国进行大规模的陆上战争，就开始寄希望于联合清朝，希望通过支援清朝和日本两国，来扼制俄罗斯的扩张，让中日为自己在远东的霸主地位做看家狗。
不少英国政治家相信清朝必定会在俄罗斯的威胁下选择和英国合作，因为此时发生的种种事情都表明英、清两国的利益是相同的。
比如1885年以后，中法越南战争爆发，英国人不希望中国市场因为长期战争而耗尽财富，也不希望法国得胜控制越南以后进逼英国的缅甸，更不希望清国因为这场战争倒台，使中国出现一个新生的有活力的政权。因此1884年英国要求法国不准封锁中国通商口岸、不准进入长江以北地区，在法国向中国禁运越南大米以后，英国政府表示仍然会正常维持越南与中国的漕运，不会为查禁任何一粒大米。
法国因此产生反英情绪，世仇的两家又开始准备撕逼，1884年9月以后法国以各种理由搜查英国商船，12月有人写信给法国内政部，声称英国船只从德国装军火运给中国人。1885年1月法国军官在新加坡英国领海开枪射击逃兵，使英国人非常反感。
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以后，远东的情况成了英俄两强争霸，英国比较弱，想拉清国进来当先锋，为了维持清国，英国又和法国关系恶化，而法国在军事鬼才李鸿章的促进下，竟然一路惨败却获得胜利，成功控制了越南，但由于被清军打的太惨，使得国家声誉和威权受损，在中法战争结束以后和俄国开始眉来眼去。
英国的付出并没有收到回报，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在亚洲依靠清朝维持霸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大清帝国北方陆军在军事奇才李鸿章的率领下，被小小的日本打的跪在地上吃鸡屎。
英国至此开始真正的将日本作为人物看待，废除了一系列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1901年布尔战争以后，英国在全世界声名狼藉，为了保住远东的稳定，开始寻求与日本的同盟。
甲午战争使日本名望空前提高，几乎成为列强，而大清因为操作太犀利，颜面扫地败无可败，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大家找不到任何理由能解释清朝为何在镇南关大捷后选择投降割地赔款，为何北洋经营十余年，李中堂拥兵六十万，却打不过日本二十万，并且胜负未见分晓时急切寻求投降，赔款数亿两白银。于是认为这是人种的问题，认为有些民族天生懦弱。
1896年，英国《伦敦学校岁报》对此战发表评论称：“夫中国——东亚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患其虚实也。”
清日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关键点就在1880年-1900年的十年，清国已经平定了太平天国，并且有了相对稳定的局势，通过对法国作战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却被日本翻船，从此失去了逐鹿远东的一切权力，沦为东亚普通一国而已，这种情况下日本通过远东霸主英国的保证，在中国攫取了丰厚的财富，从此走上强大的道路。
私以为可以直接干脆点讲，问题的关键点在李鸿章。
资料来源《英国对华政策》《英日同盟（1902—1921）对东北亚国际格局影响》《幕末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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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为什么西洋文明流入中国时，不通过知识分子，而是通过商人呢？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
……通过中国商人流入的西洋文明，只停留在外观层次，只是让市面上多了一些舶来品，以及让一部分商人学会日常会话用的洋文罢了。换言之，西洋文明的流入并没有对中国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日本则与此相反。在二百多年的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兰学者）努力研究西洋学问（兰学），并且借着开班授徒与著书立说把吸收来的西洋学问授给其他日本人。因此，西洋文明可说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日本。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所吸收的都是西洋文明中最深层的部分，因此西洋文明通过他们流入后，便在日本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西洋文明的深层内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的文明化脚步却那么快捷的原因。”
——《必须摒斥清国风》 1884 福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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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德川幕府的施政水平高于明清两代政府，这是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明治一开始就很少包袱，工商业有现成的财阀，士族华族均听话，等等，总而言之，社会结构很始于搞从上而下改革，因为要做的事情其实真的不多。
反之明清么，只能说一手烂牌。
国运是什么玩意？说到底，其实就是19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接受近代化的程度。中国为何没有在王朝时代就接受现代化，这一点既复杂又简单，因为中国几乎是距离西方式近代化距离最遥远的国家，这种转型之困难是日本无法相比的。
日本在德川时代其实国民经济已经大规模的商阀化了，经济上接受西方近代经济模式并没有根本性的障碍，无需像中国那样借助死路一条的官办-官督商办，国内市场本身已经高度适应于转口贸易（没错，德川时代的日本已经是东亚最大的转口贸易国），相比于中国本身就更加亲近世界市场。要做的只是技术和概念的引入而已，而中国则需要完全改造一套全新的经济体系，在买办经济兴起之前，当时的几大商帮其实都高度依赖于朝廷的特许经营，就全国而已，商业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影响是相当薄弱的。
至于国政，日本本就没有中国王朝式那样无所不在的一元政治结构，由于藩国的存在，其实早在王政之前，地方级别的近代化已经开始了，王政之后要做的只是最上层的变革而已，只要一个新的职能政府建立起来，意识形态上的开放性本身就能导致日本很快的适应这种新的国家形态。而中国政府转变为近代职能化政府有多么困难，清末的历史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了。而日本很早就处于社会归社会，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状态中，这样的国家能够迅速转型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其实明治政府的规模很小，哪怕是对应于日本的那点人口，相比之下，我们很难想象清末的北京朝廷能够有效的改组为一个完整的近代职能政府，拥有一套近代的财政和政务体系。
军事之类的，说到底只是经济和政治的折射，你以为大清不希望自己有一只完全近代化的现代军队吗，问题有钱吗，有了以后又怎么去管理和使用呢？这就是为什么近代的中国军队诞生于地方，而不是中央的根本原因。
这三点下来，中国近代化的难度本就远远在日本之上，所以后者的崛起不过只是前者陈旧和硕大的一种对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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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帝国制社会，一统江山的模式与多中心的资本主义模式不相容。
其不相容体现在：
第一，社会缺乏自生力量和活力，不是有首诗吗，万马齐喑究可哀。
第二，权力扭曲了社会生态，使得资源集中于权力而非经济生产，无法形成有实力的商人阶级。
第三，社会精英高度堕落，沉迷于权力游戏，无法转变视角，考虑国家发展问题。
结果就是，没有人认真研究西方的文明优势。是天朝上国的骄傲吗？核心还是高度集权下的社会，人们的思维和视角都被束缚在权力游戏上，没有人关注真理和现实。
换言之，中国社会死水一潭，死猪不怕开水烫，打也打不醒。日本尚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遇到问题就认真去研究去解决，而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也很容易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另外，有几种说法值得商榷。
一说是日本善于学习，之前学中国，现在学西方，没啥负担。这个说法是想当然的说法。日本学中国，也有一千多年的沉淀，早就形成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要转变也不容易。说之前反正是学中国的现在学西方没包袱，完全是一种拟人化的描述。
还有什么船小好调头一说，借用了企业经营的概念。就社会转型而言，大小不是关键，形态的契合度才是关键。
还有一说是中国的文化自大心理。这一说的前提是中国人都是传统文化的恪守者。这太抬举清朝人的政治觉悟了，仿佛人人都是尧舜。就统治阶级而言，绝大多数都是投机钻营的利益分子，压根没有任何信仰。反而像曾国藩之类的坚持捍卫儒家价值的士大夫，对西方保持一种开放和学习的态度。可以说，凡是真正关心国运的社会精英，无不关注西方文明，在关注之后，也无不赞叹其优势，包括政治上的优势。中国之所以没有转型成功，与其说反对力量太大，不如说麻木不仁，丝毫不关心这类事情。从后来公车上书的情况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传统文化的第一捍卫者，丝毫不反对改革，只是以前不关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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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东瀛，热闹得很，修宪称军喊万岁，眼花缭乱，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鬼畜米国在四岛上空投了什么兴奋剂、搞了什么生化试验。说起来，战后的日本，脑子里叨念着“皇国”、“皇军”可是好几回了，世人通常把它怪罪为“军国主义思潮”，不过在我看来，这只缘于一个因素，或者说四个字----------“刻舟求剑”。
在日本人眼里，古代的“神国史”不算，自打近代以来，真正舒坦的只有明治时代-----大正这个呆子治理下的脚盆鸡有了皿煮，可也来了贪腐，经历过的人都骂那是最黑的时候；昭和就不提了，亡国之君有什么可说的。还是明治大帝那光景好--------人才辈出、国威赫赫，打哪儿哪儿服、做啥啥成，几十年把日本从半殖民地搞成世界大国，简直是开了挂啊！自打明治以后，日本人一过得不舒服，就想去找明治大帝看看有木什么精神遗产可挖---------上世纪20年代末，日本人觉得那些鸟政客贪污腐败，弄得国内贫富差距太大，想出的法子是什么？读《古事记》、读西乡隆盛等维新三杰的传记，说白了，就是找明治去；后来到了90年代初，人陷入“失去的十年”，NHK拍了什么纪录片-----------关于“明治人”的，还是找明治。要说现在的日本人想着天皇元首制、想着国防军、想着“帝国”全是因为军国主义，那倒真有点冤枉人家，人家就是想重新过得舒坦点，好像只要人人学“明治人”，日本就又能冒出一堆伊藤博文、大山岩、东乡平八郎来，又能“心想事成”地过上好日子。
遗憾的是，这其实只是“刻舟求剑”而已，没有战略头脑的鬼子从来就不知道：他们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和科技背景下的“历史插曲”；他们的的确确只是因为中了一张“历史彩票”，所以才有了那100来年的“大日本帝国”风云；“明治人”只是他们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还是那占比不太大的一块；他们只看到自己因战而兴、因战而败，只看到30年代的“失策”，而不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从他们崛起的那天就定下的宿命。
一切的一切，都还要从大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不那么关注的一个盟约------英日同盟开始说起。
一 万里之遥，疆土怎保？----------约翰牛的忧虑
为什么要说起英日同盟呢？因为事实上，脚盆鸡能有当年，完全是拜大英帝国的霸权所致。 龙腾网 龙腾网 - 倾听各国草根真实声音，纵论全球平民眼中世界
我们一起来重新回顾一下19世纪的风云激荡吧，19世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用彭总的说法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到欠发达地区，“架起一门大炮，就能统治一片土地”，整个世界都是英、法、西、俄等资本主义强国跑马圈地、违章搭建的大园子。为了殖民地，这些哥们也没少开架，鸦片战争等欺负发展中国家王公们的仗自不待言，从七年战争到克里木战争直到二战，这些哥们自己也没少火并，更没少黑吃黑（普法啊美西啊，大家都懂）。在这些“道上中人”里，地盘最大、声名最响的，莫过于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约翰牛了。
现在让我们坐在19世纪唐宁街的首相官邸里，以大英帝国首相的身份站在大英皇域图，哦不世界地图面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完成19世纪大英首相的任务：拓展并确保大英帝国的全球原材料来源和市场，或者直白地说，是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即半殖民地）。
先来看看欧洲，请记住，直到19世纪末以前，欧洲大陆基本没有汉斯喵什么事儿，汉斯喵那旮旯主要是充当战场的，当时制霸欧陆的是高卢鸡和KUMA熊，而这两家共同的特点是陆军NB，“左拿帝右彼得”不是假的，盎格鲁撒克逊这帮海盗，玩海战那是一个溜儿，要他们在陆地上玩命，自古证明是不怎么行的（要不英法百年战争怎么最终被法国佬赶回去了？），能为联军贡献一个威灵顿，那就真心了不起了，全世界没听说过陆军要学他的。但为了确保欧陆上不出现又一个“罗马帝国”，他们需要始终保留多数主力军，用来准备随时在高卢鸡和KUMA熊之间插一脚。同时鉴于欧洲是那年头的第一世界，各国造船能力都不错，又是自己家门口，英军始终在家门口和地中海保有相当实力的海军力量。 龙腾网 龙腾网 - 倾听各国草根真实声音，纵论全球平民眼中世界
再来看看非洲，非洲这些个只会用飞梭和竹枪的土人，不足为虑，但非洲一方面是重要的矿产和人力资源（黑奴们在控诉）产地，更重要的是距离欧洲近，在那个没有灰机的年代，这个地理优势可以说非常重要，而距离欧洲近，就意味着第一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比较容易抢，所以在非洲，尤其是北非，英帝国也保有相当之军力，同时别忘了，在没有苏伊士运河的时代，好望角就是两洋唯一的沟通点，所以英帝国在南非要费尽心力打布尔战争，也因此好望角也是英帝国海军重要的活动据点。
然后来看看西亚，要说近东有什么牛国，那是扯淡，奥斯曼土耳其早就不行了，阿拉伯国家那会儿还不是狗大户，都啃沙子放牧呢。不过那地儿倒是三大洲通衢（所以别以为“横跨几大洲”有啥了不起，就近东那旮旯，只要欧洲占个角，埃及占个角，西亚占个角，那就妥妥的“横跨三大洲的大帝国”来着），又能堵住KUMA的出海口，所以那里也向来是英国陆海军布置的一个点，从克里木战争到一战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这个旮旯和老毛子没少打，火鸡还雄起过一次（就是达达尼尔海峡战役）。
现在我要郑重推出英帝国在东半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中心”和“基本点”-------印度和新马。说起来英属印度那真是个奇迹，大英帝国万里之遥，就凭那么十来万号人，加上一些“土兵”，居然真能把阿三这个上亿人口的民族控制得服服帖帖的，实在是不知应该佩服约翰牛的手腕还是哀叹阿三哥全体兜里没蛋。不过从全球战略来讲，为了这颗“英王皇冠上的宝石”，大英帝国基本耗尽了自己在亚洲所能投送的陆军兵力。而新马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天然良港，自然成为了英帝国远东海军的最佳活动据点（其实更好的是印尼，不过那是荷兰的地盘）
最后让我们着眼于东北亚，看着富饶广阔的东亚大陆、大西洋与之相比只能算“游泳池”的太平洋，问题来了------------
① 大清国固然是一个一打就腿软的主儿，可是大清的腿好像也不像阿三那么软，这不，前一阵儿，法国的茹费理刚就因为广西那破事儿，走人了；大清光靠两门炮，还真吓不住，不能指望大清老老实实照看英帝国的利益。
② 上大清的欧洲国家着实不少，英法西葡美洋洋不缺，更可怕的是东亚大陆直接和俄国接壤，在西欧和KUMA打也不敢说自己就占便宜，万里之外，陆上怎能和KUMA战痛快？
③ 太平洋那么大，大英海军虽然NB，也就那么些船，西欧非洲南美全部要罩着，还有东南亚，饶是大英海军世界第一，又哪有那么多船、那么多海员，能给你照看太平洋上的权益？
所以，对约翰牛来讲，在它自己无力照看亚洲权益的情况下，它迫切需要找一个“利益照看者”，或者说一条忠犬，为它照看在东亚的利益，防止法、俄做大，防范中国作为一个亚东大帝国爬起来翻身，同时又不会脱离英国的控制而挤压英国在东亚的利益，具体而言，它需要这样一个国家：
① 国土不大不小，既不能因为太小而全无力量，又不能因为太大而具有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物质基础（英国看不住美利坚，说白了就是这个道理；同样没人希望中国统一发展，原因也是如此）
② 人口不多不少，能正好养得起一支能与远东俄军、清军保持平衡的陆军和能够压制俄国太平洋舰队、牵制法国远东舰队的海军，并且能够支撑为了培养这样一支军队所需的必要重工业以及轻工业，如有必要，最好该国轻工业正好能满足英国在东亚所需低端工业产品，同时最好不要与英国工业发生竞争。
③ 从民族性来讲，能够服从英帝国的安排，能够接受自己成为英帝国全球霸权中“爪牙”的身份。
说到这里，大家或许已经明白了，这是什么国家了。没错，它，就是日本。许多中国人都不明白，日本这么个小地方，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被美国叩开国门，还挨过九国海军联合炮击，怎么就不像缅甸这种国家被吞了呢？甲午海战，明明是大英的民船吃了日本海军的炮子，怎么大英不但不吭气，还给日本发贷款呢？现在大家要明白：
日本能在黑船事件、九国海军炮击下关事件后还能保持独立，通过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走上富强，固然有明治维新和“明治人”搀和，更重要的因素是它在中国沦为列国跑马场、全球霸主英国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人口限制无力在东亚投送和保持控制东亚大陆和太平洋所需力量的背景下，被全球霸主“钦定”为英帝国在东亚的爪牙，甲午战争是英帝国给自己的狗喂食，日俄战争则是日本这条英国的狗忠实履行其在亚洲的使命，阻挡俄国扩大在亚洲势力范围。
二 从“三国干涉还辽”到“朴茨茅斯条约”，看约翰牛的狗链
日本是一条狗，不过非常遗憾，它从来不是英国佬庄园里温顺的贵宾犬，而是一条恶狗。从一开始，日本的国家战略就和英国为它打造的角色相冲突的---------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而他那条“利益线”显然就是要以日本为中心，扩张殖民利益，这就势必要排斥英国在东亚的权益。既然如此，为何英国还敢“开闸放狗”呢？这就涉及一个日本精英们-------包括那些“维新志士”们从来没看明白的、最终把日本坑死的问题----------资源。
统管十九世纪的东亚，不难发现，老谋深算的英国充分吸收了咱老祖宗“守险不守陴”的智慧，表面上看，英国东洋舰队基地在新加坡、陆军主力分别集中于印度与新马，似乎把东亚这块肥肉拱手交给了日本这头恶狗来看，其实他们早就给日本套上了狗链，那就是资源。英法两个老牌殖民强国在进军中国的同时，独霸了东南亚的热带专属战略资源-------先是橡胶，后来还加上石油。北边倒是有油，不过您得去问KUMA要。而铁矿等资源主要在华南，正好又是大英的势力范围。同时，日本彼时军事工业还是进口为主，钱都是英国银行贷的，我一停贷，你就要抓瞎。这样一来，无论“大日本帝国”在东北亚多么耀武扬威，敢不听大英帝国？嘿嘿，给你断战略资源，看你能混多久？想战？陆上你想达到北京容易，想一口气打到华南可就难了。后来昭和时代中日军力比有史以来最有利于日本，皇军也不敢说就把华中华南全摆平了，何况当时？要说海上，你稚嫩的皇军海军，船还主要是从我这里买的，和我远东舰队玩？就算你把它磕了，我援兵也来了，你就等死吧。 英日盟约对日本来讲，就是一条绳子--------服从英国时，它可以拿来用，方便自己；如果它吃了豹子胆，敢和英国磕，那这绳子就会困住日本，让它老老实实服从英国利益。
在英日同盟的存续期间，日本两次被这根狗链子捆了一把：
第一回是“三国干涉还辽”，这事儿大家都清楚，俄法德三国看着日本要独吞辽东，觉得日本做的太过，于是一面外交抗议，一面德、法出装备（给大清），俄国出人（25000多远东俄军），准备和脚盆鸡玩一场。当时脚盆鸡想到了自己的干爹英国，结果呢？“英国照会日本说：‘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笃之友情，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日本之请而援助日本。’”历来许多人的解释是英国怕三国，但我们可别忘了，在远东英日陆海军实力加起来，对法、俄可以说构成绝对优势，汉斯喵彼时在亚洲连个立足点也没有，只能派船跟着打酱油，而且如果能够借此机会驱逐除日、俄（因为太近）外列国在华利益，对英国而言也是很大的利好。所以英国不让日本出头，绝不是怕了三国，而是另有所图，其所图的，就是防止日本吞下辽东、推进到满蒙后成为控制不住的恶犬。
第二回的“朴茨茅斯条约”就更明显了，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人憋不住这口气，和俄国在中国东北明争暗斗，终于又搞了一架，这就是日俄战争。说起来日俄战争虽然是日本为了自己打，但客观上也是日本在履行自己作为英国在远东看门犬的责任，可是后来英国人就发现日本干的不对头了，尤其是在奉天会战以后，看样子日本是想把满蒙给独吞了。说起来沙俄时代KUMA熊还真就是个泥足熊，工业水平本身就不行，组织能力更是一塌糊涂，军队居然没有密码，一战开初就有过士兵木棍冲锋这一出。要是日本忍一忍，真把KUMA给赶出去也说不准，可日本还真就没法忍了，怎么回事儿？说白了，就是个钱的问题。根据学者研究，日本当时46%军费来自英国贷款或者在英国金融市场发行的债券，说白了就是英国人养着日军。而日本如果真的把俄国人给赶出去了，将意味着什么呢？英国没有余力投送到中国大陆了，俄国又被赶走了，法国和汉斯喵也没有立足点，中国就成了日本口中的肥肉，这是英国不能容忍的。所以英国佬伙同美国资本家干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停止贷款、不买债券。你大日本帝国要自己玩去，爷我不撒钱了。只一招，就只这一手，就让明治的日本停手了。要知道，当时多少日本人等着占了全辽东以后抢来的战利品啊！为了合约的事儿，日本人都闹出日比谷暴动了。你要说“明治人”比“昭和人”聪明在哪儿，也就聪明在这儿：要搁昭和，桂太郎、大山岩一干人等早就被天讨了，而明治人虽然国内吹嘘自己是“大日本帝国”，出了门还是知道自己就是一条狗的，还懂啥叫“见好就收”。
阶段小结---------日本崛起的四个条件
综上所述，日本的崛起需要四个条件：
（一）中国的虚弱，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虚弱的国家，那么日本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市场，都没有拓展的空间，能做一个中等国家，那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二）多个强国争夺东亚，如果某一个中日之外的强国已经取得决定性优势，那么就不再需要日本了。具体到明治，如果说俄国直接占据了东亚，或者英国有余力控制中国，哪怕只是扛住俄国，那么日本妥妥的被殖民。
（三）存在可以依附的域外强权。首先，必须要在域内存在域外强权，因为域内国家不会自己为自己树立强敌，只能指望域外国家。其次，该强权必须能与地头蛇对抗，如果该强权无法给予日本支撑，那么日本不但接不到血管，还很快会被砍掉。
（四）必须有可能在日本和东亚其余国家之间存在“代差”，也就是能够碾压。因为日本本身国小民寡，如果不能形成足够代差，则力量对比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中、俄等过相比。而明治时代日本对中国形成完全碾压，对俄国在远东的势力也形成代差优势（俄国远东落后而日本则发达、俄国组织系统混乱而日本组织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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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图穷，现在开始看一点别的，以下的文字是为支持最高的@凯达 的答案而写的，斜体字为引述原文全文，“个人观点”之后为自己所写的部分。
[*]日本现在还在纪念打开日本大门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将军，中国在纪念鸦片战争的林则徐[/*][*]个人观点：黑船和鸦片给中日带来的全然不是一个层面的影响，日本收到的掠夺与侵害与中国受到的掠夺与侵害全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以此为中国发展速度不如日本的理由，一不服求辩。[/*][*]日本拼命向他的敌人美国学习，中国拼命制造反美情绪[/*][*]非个人观点：日本明治维新学的是欧洲，这个不辩，一指错求改。[/*][*]日本认识到落后不仅是器物层面，关键是制度落后；中国则是天朝大国，“祖宗之法不可变”，五不搞，三个自信[/*][*]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就和现代文明接轨，中国五四之后和苏联帝国红色文明接轨，至今仍然游离在世界文明的大门之外[/*][*]个人观点：民治维新后日本进入扩张之路，发动多次对外战争，如果这是与现代文明接轨，何谓现代文明？一不知求解[/*][*]日本不会盲目抵制XX货，而是向虚心对手学习，从而制造出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廉的产品；中国不光抵制日货，还砸同胞的日本车，打买日本车的同胞，在此之外可能就只会抄袭了[/*][*]日本1931年已经普及了初中义务教育，中国今天还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日本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花费大量财力投入教育；中国在GDP位居世界前列时呼吁大家为希望工程捐款[/*][*]个人观点：战后百废待兴投入大量财力教育和呼吁为希望工程捐款是两件无关联的事，将二者嫁接起来是有一些瞒天过海的效果的。中国近年来在预算中对教育的开支都有罗列，相较外国有过而无不及。以希望工程为一叶不知欲障何人目？二不知求解[/*][*]日本大地震发现学校最坚固；中国大地震发现政府大楼最坚固[/*][*]个人观点：没找到任何政府大楼比学校坚固的证据，相信楼主不是信口开河以图蒙蔽的人，所以我坚信是我找不到，所以这是第三不知求解。[/*][*]日本每年人均读书超过8本；中国每年人均读书不超过1本[/*][*]非个人观点：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2011年18—70周岁国民人均读书4.35本。相信答主并非捏造数据以图蒙蔽的无良之徒，此处求解，也可求改。[/*][*]日本明治维新后大力扶植私人企业，甚至贱卖国有资产；中国至今还在努力进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个人观点：扶植私人企业包含的企业可有石油军工企业？我不曾见。国有资产保值同时进行的国企市场化先生当真视而不见？以不同的企业产业笼统的一概而论，至少让我有了一种政府只会无良敛财的误解误导。我相信这不是答主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所以此处可谓求解，也可求辩。[/*][*]日本人在国会争得面红耳赤，中国人在阶级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个人观点：在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至少80年时间内，中国人没有在阶级斗争中你死我活，日本军部非合法刺杀政见不合，避免战争的大臣事件屡见不鲜。可中国还是在与日本的交锋中显示出了不够先进的一面。这是不是能够说明所谓国会和阶级斗争并不是真正导致两国进步速度不一致的原因呢？此处求解也可求辩。[/*][*]日本在二战后大力发展经济，中国在二战后进行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日本二战后充分依靠美国援助，中国二战后非但不要赔款，还要勒紧裤腰带援助亚非拉穷哥们[/*][*]个人观点：援助、赔款不是伸手拿的，而是用实力拿的，实力弱，谈判桌上的腾挪就不及旋踵，所以我们现在以此嘲讽当年的决策，虽然大理昭然，但是扪心自问并不公平。此处内容复杂，不意争辩，出于一时意气出个头。若是其他点辩驳无力，尽可以在此点批判我，我只会认错，不会还嘴。[/*][*]日本二战后努力和世界各国建立改善关系，中国二战后既反帝又反修，最惨的时候只有阿尔巴尼亚等几个朋友[/*][*]日本有着世界最高水平的食品安全体系，中国有着世界最百毒不侵的人民群众[/*][*]日本最大面额纸币印的是思想家福泽谕吉，其次是教育家新渡户稻造，中国纸币上印的谁我就不说了[/*][*]日本人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的使用率不超过2%，中国未被篡改的教科书使用率达到100%[/*][*]个人观点：完全没看懂你的意思，不敢多加揣测，希望得到解释后再做理解。求解释[/*][*]日本老兵战后得到国家良好的战争抚恤，死后葬入神社，中国老兵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少镇反被枪毙，苟活下来的也历经批斗，现在生活窘迫[/*]---------------------------------------------------------------------------------------------------------------------------------
个人爱讲道理，有事实有逻辑我会心悦臣服，承认错误。我的热情会促使我和一切言辞有理有据的讨论问题的人进行交流，不幸的是，我在人身攻击，划定身份，强行分派等方面不甚了解，所以我的能力仅支持与言理言据的人坦诚交流。
答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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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各地之间联系更紧密，集体行动的能力更强。
2.日本的国家建立在一个中央军事力量之上，中国没有。（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更稳定，只要愿意，也更有能力去推动变革）
3.日本人口更集中，更能够进行民族动员。
4.当时的日本更为商业化，有更强的文化一致性。
5.城乡差别也比中国小
6.日本的精英比中国的精英，更能够同时控制中央和地方，因此更有能力施加改革。
7.跟中国比，有三十年的缓冲期。美国当时在内战，而英国和俄罗斯都对中国更感兴趣。
这几点原因，上面有不少答案也提到了。不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几点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基本的地理因素上。而地理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日本的国家更小。现代历史，基本上就是规模中等的国家把更大和更小的国家打得满地找牙的故事。最早发展起来的国家，都是英国和法国——以及日本——这种中等规模的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奥匈帝国、土耳其，当然还有印度等等这种更大规模的国家，基本上没有一个不是非常吃亏，非常郁闷的。
PS.今天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军事、政治结构、经济社会等因素，很少谈什么民族性了。民族性的解释大体上是这个逻辑：A比B本质更好，所以结果更好。这种思考模式太“前现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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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森有礼答李鸿章问）
中国：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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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可以类比英国在欧洲的霸权。
日本海岸线绵长，港口众多。在那个“得海洋者得天下”的时代，因为有大量的渔船商船军船，并经历了甲午战争之后取得了亚洲东部的制海权（其实我想用甲午海战和英国-西班牙海战对比来着），导致在亚洲东部获得了海上霸权。
而且作为人口大国，日本的生存根本离不开海洋。成百上千的渔船开出港口，到海上撒网、捞网，带回的海鲜不仅是普通人民碗里的烤鱼，也有江户上流人士享用的生鱼片。
更不要说远离大陆、背靠大洋这一点在外交、政治上的优势了。
面向海洋的政策反过来使得这个社会更能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因为在那个时代，海路是最重要的信息通道。国外的新技术、情报在海上移动的速度远远超越了陆地。
此外日本对外扩张第一步就是占领当时的财货流散地——琉球。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识地在顺着海权这条路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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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因为陆地领土太大，在清末经常在陆权海权两方面顾此失彼。
中国内陆的富饶农田已经足以养活这个国家的人口。即便是依赖四川、两湖的稻米，两江的百姓也更宁愿从事利润更高的桑蚕、纺织。当时的中国平民根本没有动力去正视自己的海岸线。
即使中国的沿海地区分裂了出来，清朝退回东北并且承认这个新的政权，它还要面对来自内陆的其他地区的威胁。╮(╯_╰)╭
至于东北的陆地领土是清朝死守的棺材本、清朝对上沙俄在中亚角逐、叛乱此起彼伏都是很大的题目，但都是围绕着陆地这根主线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