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长的生命中有四个女人，也有四个重要的男人，他们曾先后和委员长在出生入死，浓情似火，又先后渐生龃龉，弃他而去。
第一个是陈赓，委员长攻克惠州后不慎被叛军重重围困，这个38岁的男人任性的不肯突围，而22岁的陈赓更任性的把他背了起来，冲出重围，身边卫兵死伤惨重，他俩竟毫发无损。此后，陈赓进入委员长的办公室可以不用喊报告。后来，委员长获悉陈赓原来竟是共党，也未对他下手，甚至陈赓被俘住院，也是委员长悉心照顾，苦劝他回头，最后竟然放走了陈赓，这是男人的情义。
第二个是杨杰，与蒋百里并称为“南杨北蒋”的军事学家。中原大战中委员长仅有一个特务营，但是却被敌军大队骑兵突袭，眼看要将星陨落，他献上妙计，反败为胜。可是委员长的心上已经长了茧，纵然杨杰培养出了大批的军官，撰写了无数计划，从苏联拉回了大批援助，都无法让委员长信任他。甚至他还指出中国应该要自己解决日军，奈何日后豫湘桂一败涂地，他嘲笑过陈诚3个月打败共党的计划，但委员长一点都没有听进去。最后，杨杰死于毛人凤的暗杀。
第三个是韩练成，在杨杰出谋划策的时候，他给韩练成打去了一个电话，韩在接到电话后不顾敌军人多势众，立即率军杀入敌阵，一番血战后救出委员长。委员长一开始以为此人如此英勇，不惜性命来营救自己，必是自己黄埔军校的学生，谁知韩并非黄埔生，当即特批其入读黄埔，一路青云直上。最后韩练成成为委员长最为信赖的男人，国军的作战计划全在他的皮包中。
以上三个男人全部投了共。
第四个男人没有投共，他叫戴季陶，与委员长结为异姓兄弟，与委员长一同留学日本，坊间甚至传闻他们一同喜欢某个日本的女子，但是却没有反目，可见他们的感情之深。回国后他们一起经营股票，一夜暴富，尔后一起花天酒地，乃至破产。委员长成功登顶权力的巅峰也是戴季陶出谋划策，“四一二”清党便是戴的得意之作，几欲杀尽共产党人。西安事变，国民党内分成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和平谈判的两派，本是主战的戴季陶在主和的宋美龄召开会议后甚至不惜以下跪磕头来表示自己转向主和，党内的主和派遂全部哑然。事后，戴季陶说“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武力解决）,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戴以党国为重，看上去甚至不惜牺牲委员长的性命。不久，《西安事变回忆录》发表,宋美龄在文中把戴季陶等主战派一顿猛黑，从此委员长和戴季陶貌合神离，再也不像从前一样形影不离，无话不谈，终于还是有个女人能拆散他们。最后戴季陶不愿远遁台湾，回到四川老家，眼见国军一败涂地，自知共党绝不会放过他，服药自杀。

我认为委员长最大的悲剧在于江湖习气，出身于青帮，重义气，所以有人救他一次就终生记得，感情高于一切，以至于不能明察，国府内部一堆间谍。以治帮会的方法治党治国治军，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他的亲信围绕在他的身边形成一个小团体，亲信的亲信再形成小团体，国民党看似人多势众，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在不能讲感情的战场上被人翻盘。所以，委员长是个帮主。

谢谢邀请。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角度说：一个是为什么日本转型快，另一个是为什么中国转型慢。

日本转型快，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学习A转向学习B是很容易的。这里面没有一个心态转换的问题。日本已经习惯了大举借鉴外国制度、文化的政治模式，对此并没有多少抗拒。

第二，船小好掉头。说白了就是，日本本身力量并不大，内部势力纠葛相对简单。这不像大国内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而且实力都不弱。日本的政治力量相互妥协，并推动根本性的变革，也就相对简单。比方说倒幕运动中几个强藩，一开始有的主张保持幕府，有的主张推翻幕府，但其目标其实都是要改革。这几个力量在彼此斗争中很快就联合起来，成功推翻了幕府。如果中国的形势这么（相对）简单，也轮不到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太平天国或者曾国藩恐怕都已经把清廷扫进坟墓了。

第三，日本当时适逢德川幕府衰微，形成了中央弱而地方强的不稳定格局。强大的地方势力，又基本都是依靠着海上贸易的。他们的流动资金比幕府宽裕，同时也有经济上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无论这种改革是用“尊皇攘夷”来完成，还是名义上拥护幕府的“公武合体”来实现）。因此在日本需要大规模改革的时候，恰恰也是其政治不稳定的时期；最强有力的政治势力，恰恰是在对外贸易中赚得最多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对外界最为了解的）。这两个要素合并到一起，就促成了倒幕运动以及之后的大规模改革。

那么反过来说，中国转型慢，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从来都是本地文化的主导者。从来没有过大规模学习外国的经历。这个心态的转变，需要一段时间。实际上中国这个心态的变化花费了至少60-70年时间。这就是三代人的时间差。因此，中国在学习欧美方面自然有劣势。

第二，中国当时的统治者是异族。有的事情，本族统治者可做，而异族不可做。这是因为异族统治者天然会受到汉族的怀疑。因此满清一代，总是（至少在表面上）极度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也是为了减少汉族民众对其统治的质疑。这导致了，满清在面临文化激变的过程中会比汉族统治者更加保守，更不愿意改变。

第三，很多巨大的政治转变不是说主政者忽然开窍了，把事情改变了。而是说，反对派把主政者推翻了。然后反对派开始执行新的做法。原有的主政者未必不愿意进行相关的改变，但是一个政体的过度成熟会导致内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任何大的改革都举步维艰。日本幕府倒掉了，因此得以全面转变。而满清几十年在台上，自然无助于激进改革。中国是个大国，要撼动整个政局，是非常困难的。一次巨大的起义，也未必能改变什么。清廷到1900年代中期才开始正经改革，比日本已经晚了40来年。而拖到1912年满清才算彻底倒掉，很多重大的改革这才逐渐推广开。

第四，中国是个大陆国家，而不是海洋国家，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力量在社会中占的比例太小，不足以像日本那样达到能够立刻改变整个政局的水平。因此，在满清时代，主导性的力量未必对世界有充分的了解，改革的方向自然也很难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