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该不该打倒地主？

当年拿破仑之所以横扫欧陆是因为他承认了雅各宾派将土地分成小份分给农民的政策，才让农民大兵们豁出命来跟反法同盟们死磕，阻止流亡贵族回国。

林肯之所以打赢南北战争是因为他颁布宅地法将西部土地以160英亩10美元的价格分给小农，让士兵们有了值得保卫的东西。那些刚下船的爱尔兰人才会为了不让奴隶制庄园蔓延到西部而去跟南方奴隶主拼命。

列宁之所以打赢俄国内战也是因为他颁布了土地法令将土地分给农民，广大农民才会去支持他们根本不知为何物的苏维埃掌权。

英国贵族们为了垄断政治权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实行志愿兵役制，贵族们通过担任军官来垄断政治权利，但是一战中他们伤亡太高，只能大量征召平民子弟当兵，战后就只能授予平民选举权，然后就开始一人一票对贵族庄园征收巨额地产税，等于是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

加拿大为了禁止华人投票，一直不让他们当兵，但加军二战中在新加坡损失严重，只能征召华裔当兵，一名反华的议员在议会中哀叹，战后只能授予中国佬投票权了。

过去黑人没有投票权，在军队中也只能当厨师苦力，等到越战中大量征召黑人当兵，就只能给他们选票了。

而反面的例子也有，波兰贵族反对俄国统治，与匈牙利贵族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他们不肯颁布土地法令，对农民们来说，担任本国地主的农奴，和担任外国地主的农奴，其实并没什么区别。既然如此，他们又何必要去出生入死的参加起义呢？

美国独立战争刚一结束，就发生了谢司领导的老兵起义，华盛顿痛心疾首的说：人们是如此难以捉摸，昨天他们还在为建立这个国家而奋斗，今天却又千方百计想要毁灭他。其实华盛顿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他作为大奴隶主，八年战争期间，家里的种植园有奴隶们照应着，战后无非是过上几年苦日子罢了，而对谢司这样的小农小贩来说，家里的产业八年没有男人照管，土地早已荒芜，店铺早已倒闭，妻儿为了免于饥寒签下了一屁股债。政府不分配土地就把人家打发走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要是没有抗战的话，也许还没有分田的迫切性。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抗战中中国农民是既出力又出钱。他们不但充当士兵，还要承受提前预交到几十年后的沉重赋税。鬼子打跑了，地主老财可以重新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可那些破产农民，退伍老兵能得到什么呢？只是为地主老财们保住了家产？要是八年抗战最终结果只是让广大农民一无所有的话，那大家还不如在鬼子统治下当顺民呢。且不说孙总理本就有平均地权的承诺，光是人家对国家的巨大牺牲，地主们不该把土地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吗？

哦，对了，忘了解释一下选票与土地的关系，要是当年抗战后老蒋肯真正给予农民一人一票的话，那他们颁布法令像对英国贵族庄园或者南方奴隶种植园一样征收重税，软刀子杀人变相土改的可能性就很大。

其实国府中的有识之士也不是没人认识到分地的必要性。陈诚就曾建议老蒋：民众之所以惑于赤匪煽动，皆因分地。若政府主动分地，则自然无人再肯追随赤匪造反，则其顿成无源之水。而老蒋则大骂其头脑糊涂。而那些地主出身的官员们更是群起反对，我们之所以支持政府剿匪，皆为保住家产土地，若是而今政府也要分我们的地，则我们又为何要支持政府？

其实我觉得世界历史上跟中国打土豪分田地最类似的是古罗马的打倒人民公敌，将土地和财富分给老兵。感兴趣的童鞋可以看看我的这个答案：
罗马由共和转为帝国的最主要的几个原因？帝制与共和制的优劣？ - 衍水青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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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下边知友们吵得热火朝天，我还是总结一下我对土改的看法吧。历史其实从来没有该不该的问题，而只有能不能的问题。当年中国能否不土改？我的看法是不能！至于是否可以采用不那么血腥暴力，而采用更温和渐进的手段？改革可以，革命不行。要是老蒋当初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土改分地，那是有可能的。但在经历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之后，双方互相残杀多年，仇怨已深的情况下，难！

我觉得的票高的几个答案并不完全客观犯了几个认知错误

第一条错误，认为地主的地都是几代人幸苦耕耘的结果是合法财产说不能违反法律进行非法剥夺。
那么我想问在中国革命的时候又是依据什么法律推翻清王朝的了？当时有符合现代法制的法律吗？地主获取土地的方式符合现代国家的法律吗？
皇帝的皇位与地主的权利来源于同一道德与法律之下，那么皇帝的皇位又是否要合法推翻了？
古代地主的兼并多数是通过借贷获取的，以那个时候的借贷利率几乎都是高利贷了，在现代法制下高利贷获取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还有一些的源头来自于旧有权利获得是依托封建皇权的，这个合法性也不会得到承认，因为承认这个就必须承认皇帝的合法性，还有一些是通过族权获得，一样在现代看来站不住脚
有些人可笑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对地主收取七层佃租视而不见，对高利贷获取土地视而不见，对父债子偿充作免费劳动力的长工视而不见，对乡绅拥有基层法权，可以私设刑堂视而不见，却以现代人权法制观念去占领道德高地谴责革命者。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说，那个时候怎么会有现代的劳动法，那个时候高利贷就是合理的，那个时候父债子偿就是天经地义。那个时候乡绅就必须像现在的印度农村一样烧死不听话的人。
既然你们非要用现代法制去谈论土改，那么能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探讨地主获取土地的方式合不合法，通过不合法的方式获取土地这个财产本身合法吗？

你们没有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他们的一切都是依托在旧有封建制度之下获取的，又怎么可能获得新制度的承认了？否则有什么理由推翻封建王朝？

第二点错误，用台湾进行了温和的书赎买来进行说明。
在这里的答案有一个台湾答主现身说明，日据之前台湾的自耕率只有30%，而之后达到64%，土地问题日本人做了一部分，蒋介石面对的情况要好的多，其次依旧是台湾人自己写的历史，所谓的赎买很多是打白条，不配合的地主一样被杀了。

第三条错误，如果我们认为土改的正义性，那么以后我们的财产也会被无偿没收
··当时的革命党是作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出现的，我想现在的PATY是不会做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不可能推翻现有的法制道德基础，除非将来我们的一切制度法律都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且矛盾激烈到不可调和被暴力推翻现有的一切，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事，不过到了这一步法制与历史教训又有什么意义了？


第四条错误，把土地与其他资产等同起来，王健林他们也是大富豪，为什么不去均分他们？
请参考第一条与第三条，土地的性质与其他资本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土地是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是人们生存的根基，而其他商品不是。而且任何一个社会要发展首先就是清除就是单纯的食利阶层。

第五条错误，任何时候侵犯私有财产都是错误的，都是暴民的狂欢。
这个逻辑自古以来的统治阶级都喜欢，尤其是皇帝。
当社会财富畸形到社会大部分人即使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多数人饥肠辘辘，这个时候就必然是体制的原因，推翻寄生在这个体制上的一切就天然正义，当矛盾激烈的不可调和无法妥协的时候，就必然是暴力革命重新洗牌。而民主最大的最重要的作用从来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避免暴力革命的出现，所以资本世界的明灯，美国会出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反垄断法，会收取遗产税。西欧日本老牌发达国家会通过高税收重新分配，提供福利缓和矛盾。


第六条错误，地主们有知识，可以在建设新中国中贡献很大的力量
不可否认地主中有开明的新学学者，但是绝大多数是旧式文人，身上沾满了旧社会的坏习气，除去认识字对于建设现代国家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遗老遗少而已，在北洋时期他们的表现已经淋漓尽致。



有人提到土改当然有必要，我仅仅认为只是没有血债的地主不该死，


不过理性的看待问题，这个又要分两重看，地主是不是都被迫害至死？ 是当时的政策不是是加分辨的要他们的命，还是基层执行人员普遍缺少法制概念，执行上出了问题了？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借用马督工的一句话，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何尝有温柔？

金庸先生在2000年发表了自传体短篇小说《月云》，结尾处有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金庸先生实在是大手笔大胸襟大悲悯，以下贴上全文：

一九三几年的冬天，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的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女老师二十来岁年纪，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嘴角边还带着微笑。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
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
先生们，再会吧……

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地鞠躬还礼。
小朋友，再会吧……
前面四排的学生转过身来，和后排的同学们同时鞠躬行礼，有的孩子还扮个滑稽的鬼脸，小男孩宜官伸了伸舌头。他排在前排，这时面向天井，确信台上的老师看不到他的顽皮样子。孩子们伸直了身子。后排的学生开始走出校门，大家走得很整齐，很规矩，出了校门之后才大声说起话来：“顾子祥，明天早晨八点钟来踢球！”“好。”“王婉芬，你答应给我的小鸟，明天带来！”“好的！”
男工万盛等在校门口，见到宜官，大声叫：“宜官！”笑着迎过去，接过宜官提着的皮书包，另一只手去拉他的手。宜官缩开手，不让他拉，快步跑在前面。万盛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两人走过了一段石板路，过了石桥，转入泥路，便到了乡下。经过池塘边柳树时，万盛又去拉宜官的手，宜官仍是不让他拉。万盛说：“少爷说的，到池塘边一定要拉住宜官的手。” 宜官笑了，说：“爸爸怕我跌落池塘吗？万盛，你去给我捉只小鸟，要两只。”
万盛点头，说：“好的，不过现在没有，要过了年，到春天，老鸟才会孵小鸟。”
“鸟儿也过年吗？它们过年拜不拜菩萨？”
“鸟儿不会过年，它们唱歌给菩萨听。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小鸟孵出来才不会冻死。”
两人说着走着，回到了家，万盛把宜官送到少奶奶跟前，表示平安交差，宜官叫声“姆妈！”就回自己房去，他挂念着他的八只白色瓷器小鹅。
“月云，月云！拿白鹅出来排队！”
月云是服侍他的小丫头，答应道：“噢！”拉开抽屉，小心翼翼的把瓷鹅一只一只拿出来，放在桌上。她黄黄的脸上罩着一层阴郁的神色，小小的手指一碰上瓷鹅的身子就立刻缩开，似乎生怕碰坏了鹅儿。
宜官把瓷鹅排成两排，每排四只，左右相对，他唱了起来：“小朋友，再会吧……哈哈，哈哈，咦！”拿起右边的一只小鹅，仔细审视它的头颈。长长的头颈中有一条裂痕，“咦！”左手稍稍使劲，鹅颈随着裂痕而断，啪的一声，鹅头掉在桌上。“月云，月云！”叫声发颤，既有伤心，又有愤怒，小脸慢慢涨红了，红色延伸到耳朵，拿着没了头的瓷鹅的右手轻轻发颤。
“不是我，不是我打断的！”
月云吓得脸上有点变色，右手不由自主的挡在自己面前，似乎怕宜官打她。她和宜官同年，但几乎矮了一个头，头发黄黄的稀稀落落，如果宜官要打，她逃也不敢逃，两条腿已在轻轻发抖了。
宜官蓦地里感到说不出的悲哀，他也不是特别喜爱这些瓷鹅，只是觉得八只鹅中突然有一只断了头，一向圆满喜乐的生活忽然遇上了缺陷，这缺陷不是自己造成的，是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力突然打击过来，摧毁了一件自己喜爱的物事。他应付不来这样的打击，瞧着左边一排四只小鹅，而右边一排只有三只，一只断头的小鹅躺在一旁。他忽然坐倒在地，放声大哭。
月云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如果宜官伸手打她的头，她默默忍受就是了，哭也不敢哭，因为那个鹅头确是她不小心碰断了的。当时她马上去找大姐姐瑞英。瑞英是少奶奶（宜官的妈妈）的赠嫁丫头，她从小服侍小姐，小姐嫁过来时，小姐的爹娘就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姑爷家。姑爷在镇上管钱庄，时常不在家，小姐懦弱而疏懒，瑞英就帮小姐管家，管理官官宝宝们（别的地方叫少爷、小姐。在江南，如果老太爷、老奶奶在堂，第二代的叫作少爷、少奶奶、小姐；第三代的是官官、宝宝），管理厨子、长工和丫头。瑞英心好，见月云吓得发抖，叫她不用怕，出了个主意，把熟粽子的糯米煮成了糊，做成粽胶，把断了的鹅颈黏了起来。
瑞英听得宜官的哭声，忙赶过来安慰，唱起儿歌来：“宜官宜官乖官官，卖鹅客人不老实……”宜官问：“瑞英姐姐，什么卖鹅客人不老实？”
瑞英撒谎：“昨天街上卖这八只鹅给我们的卖鹅客人，是个滑头，八只鹅中有一只是断了头颈的。他骗我们，用粽胶黏了起来，假装八只鹅都是好的。”她又唱了：“宜官宜官乖官官，卖鹅客人不老实……”江南人一般上很有礼貌，不大说粗鲁的话，把卖瓷鹅的小贩称为“卖鹅客人”，这只鹅的头颈这样容易断，可能本来真的有裂缝，但瑞英只说他“不老实”，轻轻的责备一句话就拉开了。月云小小的脸上现出了一点点笑容，大大的放心了。
宜官心中落了实，找到了这一场灾祸的原因，不再是莫名其妙、毫没来由地忽遭打击。他知道是一个陌生人的“不老实”，不是身边亲人瞒骗他、欺负他，于是安心了。拿起床边一本昨天没看完的小说来看，是巴金先生的小说，他哥哥从上海买来的，不知是《春天里的秋天》，还是《秋天里的春天》，说一个外国小男孩和马戏团的一个小女孩成了好朋友，有一点少年人的恋情，可惜两个人在一起玩不了多久，就给大人硬生生地拆开了，不许他们两人再在一起玩。宜官看着看着，心里感到一阵阵沉重的凄凉，带着甜蜜的凄凉，有点像桌上那盆用雨花石供着的水仙花，甜甜的香，香得有些寂寞和伤心。水仙还没有谢，但不久就会憔悴而萎谢的。
瑞英见宜官脸上流下了泪珠，以为他还在为瓷鹅断颈而难过，轻轻拍着他的背，低声哼唱：“宜官宜官乖官官……”
月云把一只铜火炉移近到宜官身边，好让他温暖一些。宜官在朦朦胧胧中看到月云黄黄的脸，想到了妈妈在月云初来时的说话：“人倒是端正的，也没有跷手跷脚，就是乡下没啥吃的，养得落了形，又黄又瘦，快十岁了，还这样矮……”月云的妈妈全嫂说：“少奶奶，我们苦人家，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镬子里饭不够，总是让她爸爸和哥哥先吃，男人吃饱了，才有力气到田地里做生活。我……我吃少了饭不生奶水，小娃子没奶吃要饿死，所以……所以学云常常吃不饱，热天里还没割稻时，米缸里没米，学云成天不吃饭……：宜官的妈妈叹气说：“真是罪过……”宜官斜眼瞧着学云，说：“学云不肯吃饭，调皮，不乖……”全嫂说：“官官啊，学云不是不肯吃饭，是想吃没得吃。”宜官有时不高兴了，就不肯吃饭，表示不满，最长久的一次，是因为妈妈给他做的拖鞋上绣的蝴蝶不好看，蝴蝶翅膀只绣一条边线就算了事，不像二伯父家静姐姐的拖鞋，蝴蝶的翅膀用不同颜色绣了实地，好看得多，后来妈妈央静姐姐绣了两块实地蝴蝶的鞋面，宜官才高高兴兴地笑了。在他不肯吃饭的时候，妈妈和瑞英常说他“不乖，调皮”，他以为学云不吃饭，也是像他一样使小性儿捣蛋。
学云是原来的名字。她爸爸初次领着她来宜官家里时，宜官的爸爸说：“学云的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岳云，那是岳爷爷的公子，冒犯不得，不如改作月云。”她爸爸连忙赔笑说：“好，好，少爷改得好，我们乡下人不懂事。”在那小镇一带，“学”字和“岳”字几乎相同，岳飞岳爷爷是在杭州就义的，杭州离那小镇不远，岳爷爷很受当地人尊敬崇拜。从此之后，学云就改成了月云。
在江南这一带，解放之前，穷苦的农民常将女儿卖或押给地主家或有钱人家做丫头。小姑娘通常是十一二岁，可以做一点轻松家务了；八九岁的也有。卖是一笔卖断，一百多块或两百多块银元，看小姑娘的年纪，以及生得好不好，人是不是聪明机灵，手脚是否伶俐而定；押是八九十块或六七十块银元，通常父母在十年后领回，但押的钱要归还。等于向主人家借一笔钱，不付利息，小姑娘是抵押品，在主人家做工，由主人家供给衣食，没有工钱。虽说是押，但贫农到期通常没钱赎还，不管是卖还是押，小姑娘十八九岁或二十岁了，主人家往往会做主将她嫁到镇上或嫁给别的佃户、长工，能收多少聘金就收多少。如果是买的，几乎像是奴隶，小姑娘伤痛病死主人家没有责任。押的丫头地位略好，虽然主人家常常打骂，有时罚饿饭，但有什么事要去和她父母商量，倘若不幸生病死了，往往会酿成重大纠纷，主人家少不免要赔一笔钱。
月云是押的，她父母爱她，不舍得卖。宜官的妈妈说她又黄又瘦，长得很丑，不值得买。
宜官在睡梦中似乎变成了书中那个外国小孩，携着马戏团小女孩的手，两人快快乐乐地在湖边奔跑，那个小女孩好像是月云，笑声很好听。他很少听到月云笑，就是笑起来，声音也决没有这样柔嫩好听。两人见到湖里有许多白色的鹅，白色的羽毛飘在碧绿的湖水上。这些白鹅慢慢排成了两排，隔着柳树相向而对，头颈一伸一缩，好像是在行礼。宜官做个鬼脸，唱了起来：“先生们，再会吧！小朋友，再会吧……”他忽然闻到一阵阵甜香，是烘糖年糕的香气，睁开眼来，见月云拿着一只碟子，送到他面前，笑眯眯地说：“宜官，吃糖年糕吧。”
快过年了，宜官家已做了很多白年糕和糖年糕。糖年糕中调了白糖和蜂蜜，再加桂花，糕面上有玫瑰花、红绿瓜仁以及核桃仁。月云揭开了火炉盖，放一张铜丝网罩，把糖年糕切成一条一条的烘热。年糕热了之后，糕里的气泡胀大开来，像是一朵朵小花含苞初放。
宜官接过筷子，吃了一条，再夹一条提起，对月云说：“月云，伸出手来！”月云闪闪缩缩地伸了右手出来，左手拿过一根竹尺，递给宜官，眼中已有了泪水。宜官说：“我不打你！”把烘得热烘烘的一条糖年糕放在月云伸出的右掌里，月云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叫。宜官说：“烫的，慢慢吃！”月云胆怯地望着宜官，见到他鼓励的神色，似信非信地把年糕送到嘴里，一条年糕塞满了她小嘴。她慢慢咀嚼，向身后门口偷偷瞧了瞧，怕给人见到。宜官说：“好吃吗？吃了还有。”月云用力将年糕吞下肚去，脸上满是幸福满足的神色。她从来没吃过糖年糕，一生之中，连糖果也没吃过几粒。过去烘糖年糕给宜官吃，闻到甜香，只有偷偷的咽下唾液，不敢给人听到见到。
过了几天，全嫂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来看望女儿。瑞英留她吃了饭，又包了两块肉，让她带回去给丈夫和儿子吃。月云抱了小弟弟，送妈妈出了大门，来到井栏边，月云不舍得妈妈，拉着全嫂的围裙，忽然哭了出来。宜官跟在她们后面，他拿着一个摇鼓儿，要送给小孩儿玩。他听得全嫂问女儿：“学云乖，别哭，在这里好吗？”月云点头。全嫂又问：“少爷少奶奶打你骂你吗？”月云摇头，呜咽着说：“妈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全嫂说：“乖宝，不要哭，你已经押给人家了，爸爸拿了少爷的钱，已买了米大家吃下肚了，还不出钱了。你不可以回家去。”月云慢慢点头，仍是呜咽着说：“姆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家里没米，以后我不吃饭好了。我睡在姆妈、爸爸脚头。”全嫂搂着女儿，爱怜横溢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说道：“乖宝别哭，我叫爸爸明天来看你。”月云点头，仍是拉着妈妈不放。全嫂又问：“乖宝，宜官打你、骂你吗？”月云大力摇头，大声说：“宜官给我吃糖年糕！”语气中有些得意。
宜官心里一怔：“吃糖年糕有什么了不起？我天天都吃。”跑上前去，将摇鼓儿摇得咚咚的响，说道：“月云，这个给小弟弟玩。”
月云接了过去，交在弟弟手里，依依不舍地瞧着母亲抱了弟弟终于慢慢走远。全嫂走得几步，便回头望望女儿。
后来宜官慢慢大了，读了更多的巴金先生的小说，他没有像《家》中的觉慧那样，和家里的丫头鸣凤发生恋爱，因为他觉得月云生得丑，毫不可爱，但懂得了巴金先生书中的教导，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他永远不会打月云、骂月云，有时还讲小说中的故事给她听。他讲故事的本领很好，同学们个个爱听他讲。月云却毫不欣赏，通常不信。“猴子只会爬树，怎么会飞上天翻筋斗？猴子不会说话的，也不会用棍子打人。”“猪猡蠢死了，不会拿钉耙。钉耙用来耙地，不是打人的。”宜官心里想：“你才蠢死了。”从此就没了给她讲故事的兴趣。
宜官上了中学。日本兵占领了这个江南小镇，家中长工和丫头们星散了，全家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妈妈在逃难时生病，没有医药而死了，宜官两个亲爱的弟弟也死了。宜官上了大学，抗战胜利，宜官给派到香港工作。月云没有跟着少爷、少奶奶过江。宜官不再听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乱世中很多人死了，也有很多人失了踪，不知去向。宜官跟家里写信时，不曾问起月云，家里兄弟姐妹们的信中，也不会有人提起这个小丫头。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宜官姓查，“宜官”是家里的小名，是祖父取的，全名叫做宜孙，因为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宜官的学名叫良镛，“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后来他写小说，把“镛”字拆开来，笔名叫做“金庸”。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当年黑人被一些蓄奴洲视为合法的私人财产，北方拿着枪透过武装力量重新统一美国并消灭(解放)了部份南方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米国内战的时候，可以看到南方一些地区的黑奴不断的往北面逃跑，随着北面军队势如破竹来到的地方，有一些已经解放的地区偶尔就能看到黑人奴隶把白人奴隶主捆在树上鞭挞、殴打，进行报复或者耍流氓。

内战结束以后各方面在政治上取得完全平等是好几年以后的事，现在看当年黑人的暴行显得非常不必要而且多余，但没有人会说，政治上颠覆奴隶主是错误的。这种话估计连川普都说不出来，呵呵。

一个地区如果有成群、大批的自耕农是比较适合强行推进工业化的，因为农业国家的个体自耕农在没有工业机械(例如拖拉机)的情况下，由于效率和生产力的低下，很容易就弃农跑去工厂打工(如果有工厂)。

如果不强行的制造(土改)大批的自耕农，那么地主几乎不存在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工业生产上的积极性，他们只要买更多的奴隶或请更多的自耕农就好了，雇佣成本几乎是零，搞什么屎工业化。

这边我呵又要说到米国了，当年奴隶制再农业州创造的GDP是比奴隶解放后还高的，在棉花种植园最大鸣大放的时候，维持了南方经济的高增长。开头说过，当时奴隶也是资本的一部份，跟养猪一样，生了一头小奴隶或者不仲地了，还可以拿去市场交易，真是该死的奴隶制。

所以啊，对米国奴隶主来说，搞什么屎工业化，山寨人家有什么意思？工业品跟欧洲买一线品牌就好了，奴隶主还怕没钱买？

北面的洋基佬就不爽了，该死，你们这些南方奴隶主不买米国自产工业品，还视米国制造为山寨，以买欧洲品牌自豪，该死的地主，还不让搞关税壁垒，怎么振兴米国货，我他妈赏你们一顿揍。

慢！！！

顺便在解放一下黑奴，人人有工资，工资低不打紧，刚好让买北方的国产山寨货，奴隶主还看不起米国产工业品呢。


有了一票自耕农以后强行推进工业化具体怎么实施呢？以台湾为例，首先以耕者有其田把地变成国家的，然后自耕农用农产品来跟国家换地，分期付款，接着就是控制农产品价格，政府强制定价并收购农产品出口换汇。有了外汇再买工厂，买工具，买技术，买买买。由于价格被政府控制着，它一斤爱收多少就收多少，低价收然后出口，大地主被瓦解，反抗也不成气候，枪杆子在手，怎么样都盈利。在台湾还有肥料换谷制(国民政府在那个时期独占化肥事业)。

台湾推行了土改并且没什么死人，是国民党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正确。

当工厂一间一间的搭建起来，自耕农进城打工发的工资比政府强行定价的农产品还高时，自耕农们当然就跑去打工了。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这样在苏联留学生蒋经国潜伏在国民党的时候搞起来。

工业、现代化学产品搞起来以后，自耕农当年弃耕的土地再次兼并，大面积的土地开始进行工业化生产，一个人的农业产值透过化肥、农药、各种工业机械，生产效率和耕作面积得到巨大的提升，便不需要那么多人来种地。而这票原本的自耕农，也就变成城市移民。

有些人说三七五减租是国民党的德政，呵呵，真是搞不清楚状况，德政这种东西是建立在皇权亲爸爸的儒家统治观念下才有的。三七五减租是强行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拯救自己的人最终只能是自己。减租或土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地主手上的余粮制造一个近乎无抵抗转移到政府手里的条件。政权和地主不同，政权搞工业化的动机有很多，例如要国土防卫，保护主权，镇压反革命等，都需要有现代化工业和科技武装起来的力量，地主不同，地主只要从一个统治集团过渡到另一个集团就可以，无所谓。按理说，国府来台湾可以继续维持地主和政权的寄生关系，只要用枪杆子在重新建立起和地主的联系或培养新地主就可以了，但国民党想着要反攻大陆，必须要推进工业化，如果台湾还是遍地地主和佃农，不使用行政力量进行土地改革来进行国家资本积累工业化的话，那它的政权防卫很快都会出问题。

当年蒋经国在米国的支持下搞出了喷射机，随着国统区的工业环境每况愈下，去工业化越来越成为主流，国府再一次经典的实现买办化，国民生活水平无所谓，国家工业水平无所谓，反正美国爸爸有，卖的贵也没关系，买办们有回扣拿就好叻。对美军工越来越实现买办化复兴，最可笑的是这部份花费的开销，有不少还是从解放区透过不对称贸易赚来的，就这点本事还想搞独立，真是日了狗了。蒋经国在早期还在台湾策动学生搞过针对米驻军的暴乱，现在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哪一个愿意站着而不是跪着和美国人好好的讲？有哪一个想要和美国争取平等的关系？没有麻，人家米国人就按着台海，便足够让这两个党跪着买办。

美国要你进口哪国石油，你就进口哪国石油，美国要你制裁俄国，你就制裁俄国麻，谁在意呢？就这副姿态独立了也是假独立。

米国人对台有没有像当年新加坡那样，拿个三百万美刀贿赂李光耀都很难讲，人家李光耀可是抓住米国贿赂的证据，以此为把柄成功地对米国政府进行了大义讹诈。

台湾的经济起飞，完全就是建立在当年弃农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身上的，它们面朝黄土的时候受地主盘剥，日本来的时候受日本帝国主义盘剥，减租完受国民政府盘剥，进了城打工还是受盘剥，到现在也还在受盘剥，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台湾已经没有农民工了，当年的农民工随着国府在一次买办化已经转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无产者。

大家要摸着良心说话，享受了现代化果实，富起来以后以为自己头上有什么狗屁救世主，就忘了现代化是怎么推进起来的，那简直就是反动的不能再反动了。

那到底应不应该透过土改推进工业化呢？除非出现了一条从农业国转型到工业化国家的新路，不然一个农业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大概是都需要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候喷发出来的，地下党员欧巴马搞了八年搞得好不快活。

解放黑奴是很久以前的事，过了百来年，现在也能干上总统，并且当年生产满地廉价山寨货的米国，现在也是品牌大国了。

那地主该不该斗，该不该倒呢？如果不斗可以实现转移生产资料，那就不要斗了。


我外公是以医学系学生的身份入赘的(台湾人觉得当医生很体面，医学系学生价格好= =)，外婆年纪比较大，家里是台湾中部的大型地主，外公还是外婆的二号。入赘的方法是支持学费和生活所需，让外公去念大学，毕业后结婚入女方家。

为啥说外公是二号呢？因为原本有个一号，也是医学系学生，还没毕业就出车祸给撞死了，所以外婆他爹又去找了二号，也因为这样外婆年纪比外公大。外婆作为一个小公主很崇拜徐志摩，一个老太太看两岸合拍的那部《人间四月天》还看哭好几次，真是小公主，我看徐志摩这种人很不爽。外婆这个人，我是很爱她的，谁让她宠我呢？但客观地说，我以为外婆本人完全就是一个劣绅，言行之间存在反动性质。

例如小时候随母亲回娘家，我吃饱自己顺便洗碗，外婆就不让洗，说男孩子不应该进厨房，典型的封建思想。在一个更能够突出反动性质的地方就是外婆自己不做家务，全部都是外公在做的。这对我小时候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小时候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怎么可以一边不让男孩子进厨房，一边又让外公包办家务。外婆有时还会当着外公的面怀念当年一号的风采......。

到了十五、六岁左右，毛选看多了，我马上就直觉式的把外婆定义为反动地主阶级，外公就是被压迫的贫农啊！

外公原本一个医学毕业生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好的劳务，结果硬是变成全职家庭主夫。外婆学识也不差，也当到中学校长退休，但其实没必要非把其中一个人完全捆在家庭劳务中。之所以会这样，当时的社会环境导致他们的婚姻关系建立在农业社会的末期有关，买了一个男丫鬟...。

随着国府来台，外婆他爹在减租和一系列国民党展开的土改政策加上更早之前的旧台币币制改革，暴毙而亡，没有错，就是突然死亡，不是因为被整或者被批斗还是生病，据外婆说她爹在币制改革加上生产资料被剥夺以后郁郁寡欢，成日座在躺椅上发呆，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如果问我支不支持土改，我看着我外公长大，如果不瓦解这种生产关系，意味着很多事情都要重演，我当然支持土改。

结婚前我妈是和我爸私奔的，他们两个有自信可以在随之而来的时代靠着勤奋和努力脱离黄土地摆脱各自的原生家庭成为城市移民。掌握现代化学、农业机械和生物科技的现代农民也可以拥有更大的人均可耕地面积。

随着向工业化过度以后带来的生产力喷发，我们将因为一个存在更多可能与机会的未来走到一起，所有人终将得到自由。

中共“消灭地主阶级，进行土地改革”的理论缘起是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中对江西农村土地分配状况形成的重要定论。认为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其特点是＂占人数很少的剥削阶级拥有大量土地，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占有土地地却很少，甚至没地。”
毛泽东在1947年撰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认为：＂地主富农在乡村人曰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这一结论在当时被认为是普遍状况。
1950年刘少奇在《关于止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提到：＂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旧中国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即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主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
之后，这一定论被推向全国，以致形成主导型的论调，并成为全国各地展开土地革命、斗争地主富农的重要前提，成为典型的＂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这一定论对当时中国土地分配不均的状况有些估计的过于严重。毛泽东的调查仅限于江西一地，与中国东南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并不完全符合。有些地区的土地集中情况更加严重，而相当地区的土地集中情况并没有中共所估计的那么严重。
但土地改革的真正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土地的重新分配，它涉及到土地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资源的占有问题。或者说，土地改革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是中共赖以战胜国民党而赢得民心的有力武器，其根本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的乡村政权。土地改革过程中对地主、劣绅、富农的打击以及对宗庙、祠堂的破坏撕裂了过去旧有的乡村文化网络,同时又将乡村重新整合起来并建立起了新的文化权力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主必须要被打倒，而地主阶级必须要被消灭。只是采取的方式到底应该是从经济上进行消灭还是从肉体上进行消灭的问题。因为只要地主阶级存在一日，农村的经济和政治核心永远会是这种封建的宗族奴役制度。
据中共山西省潞城县委、县政府宣传材料记载，１９４０年县政府已经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令。１９４２年１月中共又发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经过宣传发动，19４２年老解放区即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如果一切顺利，经过一系列的减租减息，潞城的地主阶级将从经济上被完全消灭掉，潞城也将和陕北农村一样，呈现出一种“中农化”的趋势。（参加我的另一个答案：如何理解马云说的「把地主杀了，不等于你能富起来」这句话？ - 知乎）
但是结果呢？在1947年１月潞城县委、县政府针对＂老区＂减租减息中发现的实际问题发出反复地开展老区查田运动的指令后，发现早应该在1942年就开始的减租减息运动问题重重：
1、地主不仅存有变天帐，而且非法夺地致使佃农失佃问题严重。＂１６９个佃农代表中，就有59人被地主夺地失去佃＂。＂第一区神泉、二井、祥井、会山底、申家、郭家庄、东邑、黄池、下社、李家等１０个村15个农民，被夺佃失地１０７亩；第二区西流、辛安、神头、迂河、上黄、南流、薛家庄、茶棚、黄牛蹄等９个村15个农民，被夺佃失地８１亩：第三区南马、姜家庄、南马庄、张庄、申家山、安乐等八个村６个农民，被夺佃失地２９亩；第四区西坡、赤头、儒教、下栗、东白兔等５个村５个农民，被夺佃失地２４．５亩……。”
2、地主采取两面派手段破坏土改。据１９４７年１月关于《反复地开展老区查田运动的指示》：＂不执行减租法令出租土地的地主１１１户；不执行新契约出佃主地的地主７１户；地主假分家、分散土地的５５户；地主开假证明不拿契约的４５户；地主给本家亲戚送地分散土地的２６户；带封建尾己的抗属、干属未处理土地的５６户；将女儿嫁给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包庇未斗倒的地主５３户；根本未斗倒的８９户；表面开明蒙骗群众估计内物很多的１７８户。
而更让中共感到可怕的，则是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惧怕和容让。
在淮北根据地，地主对减租一般不敢公开抗拒，但却常常抓住并利用农救会的一些弱点，对农救会或佃户违反土地政策的某些错误做法，大肆攻击，甚至告到参议会上以对抗减租减息运动。一旦胜诉后，他们马上大肆宣传、扩大声势，企图对农民造成一种威慑。此外，他们还以退租来威胁佃户，“你要减租，我就拿田”。同时，利用农民不识字和政治意识不强的弱点，故意歪曲法令，“二五减租是不一律的”，“减了租政府要多收公粮”。
面对地主的挑衅与强硬，尽管一部分农民已经敢于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多数农民对减租减息则仍持观望态度。不相信政府能否把减租坚持到底，“减租好倒好，就怕不得长，现在好，将来受罪。”“几辈子东佃，能够一下子翻脸吗？”
毕竟上千年来乡村一直是地主的天下。
即使是一些已经起来参加到减租减息斗争中的农民也是战战兢兢，害怕地主暗算。如泗阳二联乡在斗争地主陈司乾时，只有孟广有敢于和他对答，但第二天一早，孟广有就带全家老小走得无影无踪
农救会虽已成立，很多地方只是个空架子，并没有真正成为农民的主心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多数农民并未认真执行减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还很普遍。即使有的白天减了租，晚上却又暗中送回去。对有钱有势的大地主，群众更是慑于其势力，基本上没有减租。
鉴于减租减息运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查田运动后，大规模的对地主的批斗和消灭就此展开。
路是你们自己选的。


本文引用数据来源：
1、豫鲁苏皖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内部发行．1984 年
2、《减租运动》[M]．安徽省档案馆原始档案第四全宗第九卷
3、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4、《淮北农村调查》[M]．豫鲁苏皖边区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办公室．内部发行，1984 年
5、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M]．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 资料丛刊第三种，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57
6、豫皖苏鲁国区党史办公室．《淮北党史资料》豫皖苏鲁国区党史办公室， 1985 年
7、潞城县关于减租的几个具体问题，潞城市档案局藏，档案号：Ａ１－１－1281
8、潞城县关于寺底反奸转入减租群运调查的材料，潞城市档案局藏，档案号；Ａ１—２—760
9、潞城县三区西坡村土地改革历史材料调查，潞城市档案局藏，档案号：Ａ１—２—５００
10、潞城县三区几个村结束土改中制定方案与问题，潞城市档案局藏，档案号：Ａ１—２—１０７

阳光之下无新事。

泥腿子为什么要打到地主 真是没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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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当码农
老板租给你一张办公桌 要求你自带电脑（农具） 自己交网费电费（水肥自理）自己接单自己写自己卖 得的钱直接分给老板一半（不是利润一半）还要你负责买菜倒垃圾修马桶接孩子 年节还有给他送礼 你干吗？


为什么不能互相理解呢？
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往来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无状。
云屯雨骤师集，蛇豕奔突奚藏？许尔军民绑来降，爵赏酬功上上。

我这边老家全村一个姓，地主两户。

一个有地一百多亩，一个磨面坊，抗战时期资助过八路长短枪若干，一贯雇长工，一贯收租。
土改前村贫农协会做工作建议分家，于是家产分给兄弟五个，成份都划成中农，(实际应是富农)全家人平安。有举报，工作队调查，村民一言不发，不了了之。

另一户，开大烟馆，抗战期间告过密，害死村民兵两人。土改公审判死刑，当场枪毙。全村放鞭炮庆祝。按说都是一家人，同姓同宗，干嘛这么狠。答案是拿了两条命才取你一条，你已经占了便宜。这就是无法制时代的法。

空对空的讲什么“为了改变生产关系剥夺财产生命”，没意义。该杀不该杀的几十年前已搞定，键盘理论你今天可随便讲，讲到开心为止。

新中国当初如果选择不打倒地主，或者给地主以经济补偿，那么中国90年代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由老牌地主“乡贤”、传统知识分子、城市新中产组成的政治同盟。这些人会把自己的经济利益维系在土地价格上，于是他们会大举反核、反坝、反路、反基建、反工业，倡导用爱发电原生态，从而抬高征地成本，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样的后果是，中国如今的经济成就，大部分都不会存在。

该不该打倒地主阶级？该。

该不该迫害所有地主个人？不该。

那些好人地主冤不冤？冤。

在阶级斗争能不能避免这种情况，使有罪的地主能够绳之以法，无罪的地主得以清白？不能。


革命难道不能使人人获得公平待遇吗？不能。

自古改朝换代，头一件事就是均田地（生产资料）。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要么杀的人头滚滚，田地抛荒，剩下的人人分百亩田地；要么就从地主手里抢下田来均分。
什么，不合法？对不起，乱世一旦开启，第一个死掉的就是法。法是公理，亦是人心。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当底层的群氓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会有人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底层的烈火燎原而起，上层的公侯或战战兢兢，引颈就戮，或奋发志气，起身救火。上层和下层一场恶战，上层和上层接着一场恶战。定鼎天下后，再皇恩浩荡，约法三章。所谓的法，不过是对既有秩序的肯定而已。太平盛世，才有小生产者市井巷议：本朝得国不正，无法无天。
请问法是被谁破坏的呢？换句话说，秩序是被谁破坏的呢？秩序难道是如牛如马，为奴为婢，把命都耗死在几亩薄田上的农民破坏的？
秩序，恰恰是被那些“合理合法”地买下、占有田产的士绅地主，被那些颟顸贪鄙的官僚，被上层自觉天下天平然后醉心宫斗的贵族们破坏的！哦哦，你们祖上是无辜的，“天性良善，乐善好施，兢兢业业攒起一份家产，还要修桥补路，还要吃斋念佛，还要赈灾救民”。是呀，你们祖上如此慷慨大方，那请问雪崩是谁造成的呀？“一定是那唐伯虎，哦不是GCD，蛮横不讲理，夺我房屋夺我田！”难道不是你们的祖上把雪一铲一铲地堆到山上去的吗？难道不是他们把农民逼到梁山上去的吗？他们以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就不能怪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了。
当人之道、公序良俗、祖宗成法、程序正义宛如无形的罗网压下来之时，天之道、小农劣根、生存本能、实质正义就要化身为太平天国、毛派GCD，冲天而起。然而这一切动乱的势能，恰恰是旧秩序所积累的。旧秩序自己把自己折腾死了，聪明的你，挽歌为谁而唱？
自古以来，改朝换代，无不是以刻骨铭心的故事来纪念那个忘记前朝刻骨铭心往事的朝代。
如果要从刚刚发生的那个故事里找到一点暖色，那就是这一次均田免赋，是有秩序有组织地进行的，地主们最多被打倒，而不是被打死——这不是什么历史的伟大进步，而是毛作为精英阶层中极少数既能体察下层痛苦，又有斗争方法和手段的人，留给历史的巨大善意。如果有人觉得我封建落后，道德低下，我也不想多说。只问你们一句：知道要把保守卑弱，只要有一口饭吃绝不多惹事的农民阶级逼到跟着太平天国这样的盲流，或是跟着GCD这样西式理想主义组织，有多残忍吗？
人若是看到刀子的杀戮，感到痛心，那他便没有失去庶人的善良；人若是看到秩序的杀戮，虽没有鲜血淋漓，却仍感万分忧心，那他真的有君子的善良。

我真是惊呆了，这都政治敏感了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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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缺少自组织，导致地头蛇只要能达到对单个家庭的恐吓就能称霸一方（参见农村拼命生儿子，因为可能谁家儿子最多谁就能当村长），别说旧时的农村，现在北上深都有不少小区的物业就能在业主头上作威作福，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这些地头蛇(地主)形成后马上变成小号的马太黑洞把地区的财富都吸干榨净，最终照成X亿人口只有x千万是人，y亿都是畜生的类印度局面，造成官僚买办横行，利益集团极其强大，科研与工业举步不前，这种结果可以被看做一种小一号的费米过滤，中华文明号称有5000年历史，也没有发展出工业文明，在远洋和发现新大陆上毫无进展，如同宇宙中无法发现其他智慧生物的生物一样，被困在了一个空间里。
还好人类有荷兰、英国这种弱君权强资本贸易的新教国家辅以启蒙思想和重视科学的精神（法国的数学家，英国的工程师），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带领人类跨过了过滤，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一共一方面靠土地革命成功组织了被压迫的奴隶和贫农扫清了地头蛇，另一方面靠抱老大哥大腿强行完成了工业化，也实现了跨越过滤器，如果没有这些，中国现在就是另一个印度吧。
但现在新的过滤器快要形成了：自国企私有化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差距过大会带来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为了缓解需求不足二共只能依靠不断的凯恩斯主义创造需求，同时也造成了天量M2和四处冲撞的热钱，这些M2和热钱又炒起了房地产泡沫，造成了更多的贫富差距和新地主阶级，导致整个社会进一步脱实向虚。此刻，我们又来到了这个过滤器前面，只不过这次的过滤器更大一号。
最终来看，我们都要死的，但是我不希望中国就这样倒在这个过滤器下面，如果中国社会内卷化了，这样的前途对年青人而言实在太过黑暗了。

先说观点，再说逻辑。

我的观点是：

1、国家、社会存在的目的是让社会福利最大化。（虽然有经济学家证明“社会福利最大化”根本就不可度量，但是我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个概念有用，不要轻易抛弃这个概念）

2、基本支持私有制，基本支持市场经济。基本反对公有制，基本反对计划经济。因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魔力就是刺激大家为了一己之私努力劳动，进而搞活经济。

3、极其不赞成打击、羞辱、肉体消灭地主以及地主后代。很不赞成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财富。赞成约束大中型地主拥有的土地量，赞成“温柔”而又“坚定”的迫使大中型地主卖出过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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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提问者提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的高度，那就是——在自愿交易的前提下，富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是否不需要受到限制？是不是一个愿意买另一个愿意卖，就OK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有规模效应的工业品（即产量越多，价格越低，质量也更好），富人多多购买有利于穷人。比如说，更富裕的人频繁更换手机，其实是有利于手机价格下降、质量提高，这有利于更穷的人购买手机。更富裕的人多多购买手机，是三赢——生产方得益、富裕的消费者得益、贫穷的消费者得益。

对于有限的资源（如严重干旱地区的水、珍贵的矿产、大中型城市的土地），富人买太多了，穷人就很可能倒霉了(至少没有更得利），还是适当抑制一下富人的需求吧。在法律与社会风俗上鼓励一夫一妻制，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把女人视为一种性资源，这种资源显然无法在工厂大规模量产，若富人占有好多个，穷人娶妻更困难。一夫一妻制在经济学上的含义就是把极端重要但是数量有限的资源适当的平均化一点点，增进了社会的总体福利（一夫一妻制还有神学、社会学、伦理学意义，但是我暂时不讨论，我只讨论经济学意义）。从没有性伴侣到有一个性伴侣，对男人的福利增进巨大；从有一个性伴侣到有两个性伴侣，对男人福利的增进小很多。所以，富人多占女人，是以自己福利的小小增加，使得中下层男子福利的大幅损失。

与老婆这种性资源类似的资源（即特别特别重要但是无法有规模效应的量产的资源），都应该适当压制富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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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我的态度很折中，既不被资产阶级宣扬的那一套洗脑，也不会被无产阶级暴力学说洗脑。

1、若富人的行为成就自己也成就中下层人民，需要鼓励之。如创办企业、资助科研、疯狂购买有规模效应的工业品。

2、若富人的行为成就自己但是害了中下层人民，需要抑制。比如一个人娶好多好多女人、疯狂炒作城市的地产、寻租。

3、坚决反对改变合法富人与穷人的相对位置。若甲合法致富（注意“合法”二字），混得比乙好，政权可以缩小甲乙之间的差距，但政权绝对不应该使得甲乙二人的命运逆转，使得甲比乙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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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当年暴力土改，但是现在放任富人炒房。按照我的逻辑，这属于执政理念前后不一致呀。执政党执政几十年，1978年以前与1978年以后的一个共性就是不懂得如何有分寸、恰到好处的对待富人阶层，一会儿打击富人过激，一会儿任由富人胡闹，进退失据。

我只说一句话：凡是把道德搅进历史和政治问题的，都是傻逼。
典型的比如明末东林党。
人类历史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效率的竞争，在这个层面上，没有什么温情默默的存在。
即使到了今天也是如此，只是争斗的战场转变到了经济和金融战场。
如果打倒地主搞土改和工业化，能够大大有助于社会生产率提高，那么这就是必然的演化路线。
近现代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写的几段指示。
　　一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二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三
　　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四
　　对于“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对于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及其他要害部门，则须首先加以清查，并取得经验，以资推广。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
　　五
　　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在镇反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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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一九五O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些重要指示。
　　一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三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四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五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六
　　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45页）

========分割线=======说一个我家乡的真事儿============
我的家乡，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大山深处的小村子，但在八十多年前，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农村一样，经受着革命的炙烤。
袁氏一族为当时村里最大也是最富有的一族，当时村子里面大部分土地都为袁氏族人所持有，其他姓氏甚至部分袁姓村民都只能是袁氏地主家族的长工、雇农、佃农，当红色浪潮席卷到这个村子的时候，袁氏地主家族自然就是被革命的对象，红军不仅分了袁氏地主家族的钱粮，而且将其中一家的两套大院子付之一炬。
村子里面有一家姓张的独户，父亲死后，只剩母子相依为命，靠给地主打零工维持生计，红军将要离开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儿子决定跟着红军走，但到了临乡红军集结点时，听老乡说自己母亲在山上哭泣，心下一酸，夜里就偷偷跑了回来。这时候，由于红军已走，白军（指国民党军队）已迅速返回，村子又回到了国民政府的统辖之下，风声鹤唳，小红军只能躲在山上的一个山洞里面，靠着他娘晚上偷偷送去的一点食物度日。
消息很快走漏，袁氏家族诱捕了小红军，并在乡长主持之下进行公审。毒打是少不了的，由于红军分了袁家的钱粮，烧了他们的宅子，小红军自然就成为了袁氏发泄怒火的对象，毒打程度，可想而知。小红军的娘苦苦哀求想保儿子一条命，但袁氏很坚决“老子的宅子你赔得起么？！老子也不要你赔！老子就是要你死！”乡长说“可以让他给你做长年慢慢赔，如果你实在想他死，枪在这里，你打死他就是了。”于是，奄奄一息的小红军被枪杀。
小红军的娘之后终日哭泣，哭瞎了眼睛，很快就死去，张家就此绝根。
解放之后，乡长以及袁氏地主家族被清算，由于乡长是旧政府势力代表，且被认为是杀害小红军的主凶，被枪毙。而直接行凶的那个地主，则活活被吓死。

第一次在知乎上回复。
关于地主的问题，现在已经悄然开启了一股反案风，说地主就是精打细算的农民，比如某位知友说的那样，连吃肉都是奢侈的。关于地主是否应该被打倒，我没经历过那个时期，没有发言权。但我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已知的情况，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想先引用一下民国时期某个调查团或是其它什么部门在霍丘县调查数月后，搞的一个《当地一般情况介绍》中的一段话：
“……当地社会状况特殊，土地多为地主兼并，一家竟达十万亩之多，尤以管、胡、刘、窦四姓最显著。地主与佃农关系恶劣，佃农除付红、黑两种押金（红押金是指停佃时交还，黑押金是指停佃时不交还），另外每三年换佃一次，地主利用换佃机会将佃农三年辛苦所得搜括一空，农民备受剥削。一经匪军煽惑，即易匪化……”
不吹不黑，这是国民政府自己的调查结论。
另外，傅斯年也在农村经过长期的调研，发表一篇文章，提到“中国的数亿农民才是挽救中国于危亡的关键”，并且他自己也说“有些地方的人竟然久住深山而不知魏晋，一个地保就能掌握一村之生死，真正是人命贱如草芥”。
而傅斯年是国民党坚定的追随者。
当然，不可否认，农村也不缺乏一些良善的地主，特别是当这种良善体现在对佃农还算不错上，就尤其使人同情：人家对你那么好，你还要打倒人家。
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同时也在背地里骂着自己的老板：老子整天干着最累的活，钱都被你赚了，你就给我发个红包就想留下我？想太多，老子不干了。
现在我们来点自己的分析。
土地问题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走向，每一次的农民暴动归根到底都是土地问题。但纵观上下五千年，因为土地问题而暴动的农民没有一次是成功的——除了土改这一次。
但那位知友说了，土地改革和打倒地主没有本质的关系，不打倒地主照样可以土地改革。
回到问题上来，该不该打倒地主？
是的，古代的农民暴动没有打倒地主，因为他们只是把遇到的地主给砍了。而几十年前的土改，则是全国性的运动，扣上帽子，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封建社会的地主一拨又一拨的春风吹又生，是农民变成地主的一个轮回交替。姓李的农民把姓朱的地主打倒了，自己当上了地主，结果还没吃上几两肉呢，又被姓爱新觉罗的地主给打倒了。
而土改之后，再无地主。
我不想评价近代打倒地主的手段如何如何残忍、不人道等等，因为历史永远有着历史的局限性，有那么多人穿越回到古代搞的风风火火，又是扶植秦始王统一六国，又是自己当王爷，但就是没一个人敢给皇帝说咱来搞一把君主立宪吧。
就连双十协定时，大家都已经有了军队国家化的觉悟，并且还有个美国当样板放在那里，都搞不下去。说实话，就我个人来讲，我倒是宁愿当时就轰轰烈烈的打一架分出个胜负来，否则中国的和平要更晚来到。
如果非要说应不应该打倒地主，我只能说，历史的车轮下，总会有无辜者的鲜血在流淌，不是你，就是我。当你得势，你会自告奋勇的躺在历史车轮下，说一声你快走，我断后么？你不会，所以，我也不会。
地主们，安息吧。你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后面的路，我们只能自己走了。
——————这是地主的分割线——————
几个月前的回答了，突然就蹦出了几个评论，不知道怎么的就成五毛了，更有破口大骂的。
大骂的我就不回了，直接举报了事，还能让知乎回个感谢信，人生第一次收到感谢信呢。
至于说我是五毛或者网评的……好吧，其实我真不太赞同打倒地主，因为我家就是地主成份，要没被打倒，哥现在也是地主一枚呢，羡慕死你们这群佃农。
所以问题就来了：有地主，就必然有佃农。你是想当地主呢，还是想做佃农呢？
有人或许会说了：就算打倒了地主，现在社会不也是贫富不均么？仍然是少数人掌握着绝大多数的土地，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照样只为一小部分人带来财富，而它的所有权仍属于国家——或者说是属于执政党所有。
首先这个逻辑就不对——至于那种粪青们的“不说X党坏的一律是五毛”这种逻辑我连回都懒得回了，地主和佃农吵架就是降低档次——因为你不能因为会出现新的问题而不去解决老的问题。
而重要的是，地主是中国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当时没解决现在也得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地主的存在，首先就剥夺了“平均”的机会，而不是说地主有好有坏，应该是好的留着，坏的打倒。
现实不是小说，历史是认不清个体的好坏的。当西方的民主思潮涌入中国之后，无数的中国人都已经开始认识到，资源必须要重新分配，中国才能获得新生——无论CCP后来如何，但他当时的确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
这个“平均”的机会绝非是我赚了2块，你赚了1块，我就得给你5毛。而是说，你有一亩地，我有一亩地，我好好伺弄了，我就能吃上肉，你没好好干，你就只能站边上看我吃肉。
好了，争议来了：所谓的地主是勤俭持家的人，那些佃农是败家子，所以佃农把地卖给地主了，人家这是合法的。
但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简单的好坏论的说法。而现实是，土地做为人权的基本保障，是绝不能容许这样私人买卖的——依然是平均论，这一代的人是败家子，做为国家是必须保证他后代能好好种地过好日子的权利的。而非像当初那样，地主代代传，佃农世世哭，眼泪流干了，咱去当土匪。
我为什么说我是地主？因为在现在，我家的地是租给别人种的，他干好了，我收点租金，他拿点利润，干不好了，他把地退还给我，回家继续种他自己的地。而我在外面打工，干好了在城里买房娶媳妇，干不好回家种地娶媳妇，总归不会被饿死。
可是当初的地主获取的是土地所有权，佃农得到的是使用权。佃农干好了，好地主让你吃点干的，坏地主让你喝点稀的，干不好了，地主无分好坏，屁都不给你。
再说到现在的小部分人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财富。
我现在在一家私企工作，收入不高不低，够买套房住着，够买辆车开着，每月还了房贷还能养活下家人。
我这个部门在集团的领导年收入是我的几倍，有三四百万吧。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什么时候能混到他这地步，但去集团总部看过几次之后，我说就算给我两三百万让我去干他的工作，我也绝对不干。因为我不想天天（每一天）都加班到半夜12点，我不想上班的每一分钟都在无究无尽的各种会议、汇报、报表等等事务中度过。我喜欢现在这样上班其间没事也能和同事泡泡茶闲聊几句，中午回去睡会儿午觉，晚上事情紧了稍微加下班，不紧了拖一下明天再干，回到家还能玩玩游戏，周末了晕天黑地的睡觉钓鱼玩游戏，放假了还能出个国玩几天。
所以，我觉得他年收入应该是我的几倍。
但如果我生在地主时代，我有可能是个佃农的儿子。

说一下我的看法，澄清一下左右两派关于租佃制度的误解。
先上结论：
很多人都把租佃制度看作万恶之源，看成是中国历代治乱循环的原因，实际上，租佃分成制可能效率比较低下，但绝非古代社会周期性动荡的原因。

从亚当斯密开始，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租佃制缺乏效率，虽然像张五常这样的少数人试图挑战这个结论，但多数研究还是认为租佃制相比之下效率更低，推荐大家看一下这篇研究论文：
Sign In，除此之外，著名经济学家Newberry and stiglitz（1979）以及Bardhan（1984）也认为租佃制缺乏效率。
由此可见，说租佃制比起现代资本主义缺乏效率，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把租佃制和土地兼并看作古代周期性动荡的动乱之源，把官府看作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工具，把主佃矛盾看作古代矛盾的根本，就不对了。

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这些以往被称为农民战争的大规模民变，其实与佃变（即佃农反抗地主）性质完全不同。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们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国家垄断、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

历代大规模“民变”直接原因：
秦末：“头会箕敛”，徭役失期，“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导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新莽：恰恰是指责“土地兼并”、痛骂“豪民”最厉、实行“激进的国有制改革”的王莽，激起从穷人到地主的普遍造反。
东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以“天公”、“地公”、“人公”、“太平”为号召。
后赵梁犊、成汉李特、北魏六镇民变，都与强制迁徙与反迁徙有关。南朝唐寓之，则以反抗“检定黄籍”起兵。
隋末民变以“土寇”为主，大举兴役（征高丽、修运河等）是主因。“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是最流行的呼声。
唐末王仙芝、黄巢均为“流寇”，主力是与国家食盐专卖制度对立的“私盐贩”。民变除反官府外，还特别仇视“衣冠户”。
宋初王小波、李顺之变是反对朝廷“博买”的茶农与茶商。北宋末王安石新政以“抑兼并”为由大搞国家垄断，出现“西城刮田所”，“造作局”、“苏杭应奉局”等苛政，导致民变高潮。其中最大者是“漆园主”方腊，他因“造作局屡酷取之”而反。南宋又有茶商赖文政等几次反“专卖”制的民变。

但是，这些民变与民间的租佃、雇佣关系，乃至与过去经常被大加渲染的土地兼并、尤其是以所谓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为动因的经济型兼并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历史上的民变，尤其是导致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民变，没有一次是由佃变蔓延扩大而来的，它们既不反映租佃制度的发达与否，也不反映主佃关系的好坏，与民间地权的集中与分散也看不出多少相关性。

例如：
一般公认，我国长时段经济史以晚唐为界，此后的租佃制比此前要发达，然而晚唐以前的“农民战争”并不比以后少。

宋以后江南租佃制比华北发达，但华北的民变却比江北多。

北魏隋唐实行均田制，无论对其性质及成效有多少争议，与“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宋朝相比，对土地买卖与租佃肯定有妨碍。然而北魏至隋唐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民变，而类似规模的民变在两宋300多年间却从未发生。

佃户如主动参与抗官，往往倒是在其地主的带动下，《水浒》中就有许多“地主带领佃农造反”的故事。但这就不是佃变，而是民变了。同样的事情也在现在的叙利亚出现：叙利亚也正是一群地主，资本家带领租客，雇员去造官府的反。

事实上，导致大规模流寇的社会危机，往往并不表现为很多农民无法获得土地，而是相反：朝廷聚敛造成的沉重负担、恶劣的吏治以及种种天灾人祸使农民有地不种、弃地而逃，成为所谓破产农民（确切地说应该是破产自耕农）。所谓“受田者与田为仇”、“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 "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 "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正因为如此，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如明末的陕西、华北。而河南、山东租佃率居中，主佃关系不坏，那里就出了许多土寇。在租佃率最高、业佃关系也最紧张的地方，即江南，反而土寇流寇都没有，只有一些佃变。

农民起义中经常出现抗役抗粮的诉求，如无向辽东浪死、不纳粮、三年免征之类，其号召对象也主要是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因为中国历史上前期佃客不服役，后期佃农不纳粮，上述口号与他们关系不大。而免租减租之类的佃农诉求从不曾在所谓的农民战争中出现。人们常常煞费苦心从“农民起义军”中寻找“均平”、“摧富抑贫”一类诉求，其实这类语词在历代统治者嘴里说的要比“农民军”多得多。历代大规模民变（过去所说的“农民战争”）中虽曾有过摧富抑贫这类诉求，却从未明言这“富”究何所指。倒是历代的统治者对民间地主十分敌视，乃至仇视。比如如王莽就激烈抨击“豪民侵陵，分田劫假”。把平民地主置地称为“侵”，而收租称为“劫”。元明清三代皇帝都曾多次诏令地主减租，朱元璋甚至说出“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这样的话。从陈胜到洪秀全，历代农民领袖哪个曾对地主阶级作过如此明确的谴责？

即使在民国年间，当时遍及南北的逃荒者、流民中仍然以有地农民为主。据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1931-1933年间22个省的离村农户中，无田产者仅占17%，其他佃农（自有部分土地的佃农）占35%，自耕农占29%，而地主也占到19%。所有这些人中有地5亩或更多的占到近五分之三，而有地百亩或更多的竟然也占到1·8%，

而且一般说来，当时土地分散自耕农较多的华北农村农民流亡率明显高于土地集中、租佃率更高的长江流域农村。在1925年，华北农村的农户出走率达5·49%，而江浙皖等省只有3·85%；到了30年代初，甘、绥、察、陕四省农户出走率达到10·5%、9·8%、8·2%、7·2%，而浙、赣、苏、川四省只有6·7%、6·0%、4·3%、2·7%。

为了维护“家天下”，帝王及其官府对主对佃都要约束。即一方面打击“豪强”，诏令田主减租，甚至（如王莽、蔡京、贾似道和朱元璋等那样）以“王田”、“刮田”、“公田”等名目没收其地产。另一方面也镇压“佃变”，在“赋税属地，赋从租出”的近古各朝要求佃户正常交租，以便业户按例完粮。但是只要不出大的乱子，官府对一般的主佃矛盾通常并无太多的干预兴趣。著名学者秦晖曾经在江南某县查阅清末以来的业佃纠纷档案，发现除了涉及公田的租佃纠纷和出了人命的刑事案件外，各衙门对此种纠纷一般是互相推诿不愿处理的：法院推给民政，民政推给地政，地政推给警局，警局又推给民政，如此等等。

虽然自古就有自耕农向朝廷交的是“什一之赋”而佃户向地主交的是“什五之租”的说法，但是拥有暴力机器的专制官府，赋役征收的随意性往往比不具备强制手段的平民地主之收租严重得多，“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是历代的痼弊。汉人的《盐铁论》就说：那时对自耕农虽号称三十税一，但实际是按亩定额征收，加上“口赋更徭之役”，已是“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和对半分租的佃农无异了。
而在民间，地主在租约之外超额勒索的事当然不能说没有，但一般说来，如果不是生杀予夺的权贵，通常的平民地主也就是比佃户富有，并没有对其强制的手段，佃户与之周旋博弈、讨价还价的能力比之小民对官府的谈判能力是要大得多了。

至于古代有时官府横征暴敛继而出现大量土地兼并这样的现象，可以说也有很大误读的成分。根本不是像什么所谓的“大户夺产”，而是一些农民不看税赋的重负，自愿把土地“送”给当地一些有免税权的特权人士，这在古代被称为“投献”、“荫庇”，本质是民间的一种自救做法，很难说体现了什么“主佃矛盾”。

综上所述，因为租佃分成制低效而进行改革无妨，然而把租佃制度和地主视为古代社会动乱的根源，就有失偏颇了。

至于TG搞得打土豪分田地，一部分目的是摧毁民间资源和组织力（学名：社会沙子化），把民间的土地拥有形式变更为最为彻底的小农私有制，一部分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需要“打到剥削阶级”，和获取民众支持基本无关。

　　长期以来，对于土改，一般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土改就是为了消灭地主的土地兼并，实现平均地权，保障耕者有其田，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因此，对于土改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基本上也只是当作一种“左”的偏差、错误、过火行为来理解，至多认为是革命意识形态的缘故导致工作中出现的极端主义倾向。与此相关的就是认为GCD之所以能够战胜KMT，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改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因此赢得广大农民的衷心支持拥护，翻身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军或支前，为GCD战胜KMT奠定强大的社会基础。
这样的观点表面上看似乎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再经过当局长期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包括笔者也一直对此深信不疑。连许多对GCD的政治传统持批判态度的人，也不大怀疑土改本身，除了批评其中存在的“左”的暴烈残酷之外，最多只不过认为土改是骗局，因为土改完成不久又立即以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集体化的名义，重新剥夺农民土地收归“集体”，农民空欢喜一场。也就是从后来GCD政策的变化来解读土改，而不是从土改本身来分析。对于土改本身，迄今几乎没有人提出根本的质疑。
　　然而秦晖的研究却为我们揭示了土改最真实的秘密，彻底颠覆了上述长期被我们深信不疑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不得不佩服秦晖的目光是相当犀利的，通过大量历史事实的揭露、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他不仅令人信服地向我们揭开了土改的真实面目，而且点中了GCD政治运动(包括土改)最深层、也是最真实最隐秘的本质。原来，土改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平均地权，更不是为了什么发展生产力。因为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兼并问题并不严重，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并不尖锐。
改的最真实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农村传统的一切社会纽带，也就是秦晖所说的“小共同体”，使广大农民变成孤立无助的一盘散沙，而后就可以很方便地建立起党对农村的全方位的严密控制，也就是极权主义体制，秦晖称之为“大共同体”。(当然，这种极权主义体制是否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共同体”，我认为是可以商榷的，但本文不拟讨论这个问题。)在战争年代，仅仅靠分给农民一片土地就指望农民能积极踊跃地为你上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完全是不现实的。毕竟上前线意味着拿身家性命冒险，没有人会为了一块不大的土地而积极主动地去当炮灰。所以，所谓分得土地的农民翻身做主，积极支持革命战争，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纯粹是一种宣传，而不是事实。
　　只有在真正民主选举的社会里，才会发生人民因为得到好处比如土地而支持某政党并投其票的事情，(例如TW南部农民曾经就因为得到陈水扁政府的政策好处而投陈水扁的票)因而也只有在这样的民主政治下，才会有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事情发生。而在战争状态中，胜败并不直接取决于民心，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乃在于动员力量。土改的直接目的、意义就是战争动员。而土改之所以能极其高效地实现战争动员，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分土地给农民赢得民心，而在于人为地在农村中打散民间资源，把政权的触角深入每一个村庄，以此为以后的统治做准备。
我支持像日本那样废除租佃制度，但坚决反对TG式土改

有个回答很好，姑且让我抄下。
不是消灭了地主，而是消灭了贫农。
现在把马云王健林打倒是不是正当的？
马云可能大家兴趣不大，斗倒王健林然后把万达分了一家一套房，这样的口号吸引力应该不小哈。
然而富不是罪，不能这样做。
给斗地主加正当性的，都没有搞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不然和砸日本车的愤青没有什么区别。

著名大V玄什么克什么的，公然说这只是利益相关，当然这样的观点只能呵呵
但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很可悲，第一他永远把自己放在了穷的位置，不是物质穷人而是精神穷人。第二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利益也不能只有利益，利益太浅，这一生给这世界留下了什么，值得思考。第三分田地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根本不解决穷富的问题，这是懒惰思维，失败思维的提现。

做人不可以做利益的奴隶。


=======针对评论的小小回复=======
你说的很对唉，不当类比。
但是，把穷困归罪于富人是哪门子的正当理由？
全中国还有1亿日消费低于1美元的人口，他们贫困是不是因为这里上下1000多个回答的人晚上吃肉了？
我想问问大家吃肉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罪恶感，全世界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而我，居然晚上吃肉！
（本人素食主义者，义务躺枪）
在一个荒诞社会里一个荒诞的题目下的一群荒诞的回答里面，本人打了一个荒诞的比方。

看到這題目，想到一個同學跟我說，他們家痛恨國民黨，為甚麼呢？
因為當初推行耕者有其田，他們家原本是大地主，可以說是雄霸一方（可以推論以前與日本有所勾結），但隨後被徵收大部分的土地（注意是大部分，不是所有），國民只徵收土地，其它啥也沒做。而他們家從此之後成為堅定的反國民黨分子，說起此事時，那深仇大恨彷彿他們是被滅九族一般。
為何土改ㄧ定得伴隨著打地主？因為養虎遺患，因為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我很反感阶级一词，为什么要分阶级，地主有好坏之分，无产人士也不全是好人，知识分子也不是全都聪明，统治者里也有饭桶。把一类人用某种标准分出来打倒，总觉得TMD哪里不对。